蔡斯入狱后,绝口不提自己的罪行,直到一年后,一位精神病医生取得他的信任,蔡斯才对精神病医生讲述了自己连续杀人的经过:
“我第一次杀人完全是个意外,当时我的车坏了,无法发动,但我必须找一间公寓进去,因为母亲不让我去她家过圣诞节。以前,每个圣诞节我都会去她那里大吃一顿,然后和外婆、姐姐聊聊天,但这次母亲不让我去了,我很愤怒,就开枪射击她的汽车,还要杀死其他人才能平息怒气。”
“第二次杀人则是因为看到别人赚了许多钱而感到嫉妒,我去她家行窃时被女主人发现,我只能杀了她,还喝了一点她身上的血。后来那一次,我本来也是去盗窃,但我进去后发现他们全家都在,我只好把他们全杀了。我认识在停车场碰到的那个女士,她是我好友的女友。科特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死了,但我认为他是被黑社会的人暗算了,因为那时候他是黑手党的,还贩卖过毒品。我觉得他的女友应该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幕,所以才在停车场和她搭讪。”
法庭审判从1979年初开始。5月6日,记者在报道庭审时写道:“被告看起来脸色惨白,精神迟钝,棕色头发乱糟糟的,塌陷的双眼呆滞无神,这时候他刚刚过完29岁的生日,坐在法庭上显得很无聊,不时把弄面前的一张纸,有时候呆滞地盯着法庭里的灯光看。”
按照加州最新的法律,控方希望法庭判处被告死刑;辩方则以蔡斯的精神有问题进行抗辩。最终,蔡斯还是以一级谋杀的罪名被起诉,陪审团很快就讨论完毕,一致认为他有罪。法官下令把他收押于圣昆廷监狱,直至执行电椅的死刑。
我不同意陪审团的判决,也不认同该案件的审理方式。蔡斯明显患有精神疾病,他应该在精神病院度过后半生,却被送上了电椅。
蔡斯在圣昆廷监狱等待死刑的时候,我曾去探访他,和我同去的是联邦调查局驻加州的监狱联络官约翰·康维。
探访蔡斯是我这一生中最奇特的经历之一,从进入监狱开始,到我们和蔡斯面对面开始交谈,我都在不停地颤抖。这所监狱戒备森严,但我还是感觉到一股让人恐怖的气氛弥漫周围,虽然我非常年轻,但是也和不少罪犯打过交道,但这次是最恐怖的一次,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我们走进电梯,周围仿佛就有一股奇怪的声音在鸣叫。在会客室等待蔡斯的时候,我也感到一阵阵恐惧。很快,我听到了蔡斯走来的脚步声,我仔细打量了他,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马利的鬼魂出现了,他只能拖着脚往前走,动作呆滞。
他的头发很长,那双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就像是电影《大白鲨》里面的那条大鲨鱼,瞳孔几乎看不见,只有一个黑点。我们面对面谈了很久,但我仍然感觉这双眼睛是属于魔鬼的。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仿佛能够看穿我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侵略性的动作,一直都安静地坐着,把玩着手里的一只塑料水杯。他承认自己杀了人,但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深信有人在他的肥皂盒里下毒,使他奄奄一息,只有杀人喝血才能活下来。
我对他说从没听说过有人在肥皂盒里下毒的,他开始教育我了。他说,人人都有肥皂盒,如果拿起肥皂时发现肥皂底部是干的,那就没事;如果底部有黏着物,那就意味着有人给你下毒了。我问他中了什么剧毒,他就说了前面提到的血液变成粉末的那番话。
他说自己是犹太人,额头上有一颗 “大卫之星”,因此注定一生都要受到纳粹的迫害与荼毒,说着他还让我看他的前额。在此情形下,我也只能撒谎,说自己没戴眼镜,这个地方有很昏暗,实在看不清他的额头。他又对我说,纳粹分子已经和飞碟联系上了,他们经常在地球上空飞行,并用心灵感应来对他发号施令,让他杀人喝血。最后他对我说:“你知道,糊糊先生,你应该很清楚,我杀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卫。”
蔡斯告诉我,在杀人之前,他会听到一股神秘的声音,这些声音告诉他必须立刻去杀人,接受“命令”之后,他就到街上去寻找下手的对象。如果这一家紧锁着门,他就会走开,如果这一家很容易进入,他就进到屋里杀了他们。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时,他回答说:“噢!如果上了锁,就意味着我是不受欢迎的。”在蔡斯的心目中,生死之间竟然只隔着一道门锁!
最后我问他为什么一直拿着塑料杯,他说这就是监狱给他下毒的证据,说完后他侧身让我看了看杯子里面的黄色碎屑,后来我认出那只是一些通心粉和奶酪的残渣。他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带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去化验。
我相信联邦调查局一定没有兴趣听这些,那里的实验室也只是对一些需要化验的东西进行化验,蔡斯不正常的思维永远都属于精神病范畴,在美国,有很多像蔡斯这样的假想受害者,他们暴躁不安,缺乏安全感,其实我的年纪和蔡斯差不多,法学博士毕业以后在联邦实验室工作,蔡斯案件里拿到的血样本、动物样本、人体碎片都让我非常恶心,但是因为抓铺蔡斯过程非常顺利,警察也就让我们实验室做一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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