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斯入狱后，绝口不提自己的罪行，直到一年后，一位精神病医生取得他的信任，蔡斯才对精神病医生讲述了自己连续杀人的经过：
“我第一次杀人完全是个意外，当时我的车坏了，无法发动，但我必须找一间公寓进去，因为母亲不让我去她家过圣诞节。以前，每个圣诞节我都会去她那里大吃一顿，然后和外婆、姐姐聊聊天，但这次母亲不让我去了，我很愤怒，就开枪射击她的汽车，还要杀死其他人才能平息怒气。”
“第二次杀人则是因为看到别人赚了许多钱而感到嫉妒，我去她家行窃时被女主人发现，我只能杀了她，还喝了一点她身上的血。后来那一次，我本来也是去盗窃，但我进去后发现他们全家都在，我只好把他们全杀了。我认识在停车场碰到的那个女士，她是我好友的女友。科特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死了，但我认为他是被黑社会的人暗算了，因为那时候他是黑手党的，还贩卖过毒品。我觉得他的女友应该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幕，所以才在停车场和她搭讪。”
法庭审判从1979年初开始。5月6日，记者在报道庭审时写道：“被告看起来脸色惨白，精神迟钝，棕色头发乱糟糟的，塌陷的双眼呆滞无神，这时候他刚刚过完29岁的生日，坐在法庭上显得很无聊，不时把弄面前的一张纸，有时候呆滞地盯着法庭里的灯光看。”
按照加州最新的法律，控方希望法庭判处被告死刑；辩方则以蔡斯的精神有问题进行抗辩。最终，蔡斯还是以一级谋杀的罪名被起诉，陪审团很快就讨论完毕，一致认为他有罪。法官下令把他收押于圣昆廷监狱，直至执行电椅的死刑。
我不同意陪审团的判决，也不认同该案件的审理方式。蔡斯明显患有精神疾病，他应该在精神病院度过后半生，却被送上了电椅。
蔡斯在圣昆廷监狱等待死刑的时候，我曾去探访他，和我同去的是联邦调查局驻加州的监狱联络官约翰·康维。
探访蔡斯是我这一生中最奇特的经历之一，从进入监狱开始，到我们和蔡斯面对面开始交谈，我都在不停地颤抖。这所监狱戒备森严，但我还是感觉到一股让人恐怖的气氛弥漫周围，虽然我非常年轻，但是也和不少罪犯打过交道，但这次是最恐怖的一次，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我们走进电梯，周围仿佛就有一股奇怪的声音在鸣叫。在会客室等待蔡斯的时候，我也感到一阵阵恐惧。很快，我听到了蔡斯走来的脚步声，我仔细打量了他，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马利的鬼魂出现了，他只能拖着脚往前走，动作呆滞。
他的头发很长，那双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就像是电影《大白鲨》里面的那条大鲨鱼，瞳孔几乎看不见，只有一个黑点。我们面对面谈了很久，但我仍然感觉这双眼睛是属于魔鬼的。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仿佛能够看穿我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侵略性的动作，一直都安静地坐着，把玩着手里的一只塑料水杯。他承认自己杀了人，但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深信有人在他的肥皂盒里下毒，使他奄奄一息，只有杀人喝血才能活下来。
我对他说从没听说过有人在肥皂盒里下毒的，他开始教育我了。他说，人人都有肥皂盒，如果拿起肥皂时发现肥皂底部是干的，那就没事；如果底部有黏着物，那就意味着有人给你下毒了。我问他中了什么剧毒，他就说了前面提到的血液变成粉末的那番话。
他说自己是犹太人，额头上有一颗 “大卫之星”，因此注定一生都要受到纳粹的迫害与荼毒，说着他还让我看他的前额。在此情形下，我也只能撒谎，说自己没戴眼镜，这个地方有很昏暗，实在看不清他的额头。他又对我说，纳粹分子已经和飞碟联系上了，他们经常在地球上空飞行，并用心灵感应来对他发号施令，让他杀人喝血。最后他对我说：“你知道，糊糊先生，你应该很清楚，我杀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卫。”
蔡斯告诉我，在杀人之前，他会听到一股神秘的声音，这些声音告诉他必须立刻去杀人，接受“命令”之后，他就到街上去寻找下手的对象。如果这一家紧锁着门，他就会走开，如果这一家很容易进入，他就进到屋里杀了他们。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时，他回答说：“噢！如果上了锁，就意味着我是不受欢迎的。”在蔡斯的心目中，生死之间竟然只隔着一道门锁！
最后我问他为什么一直拿着塑料杯，他说这就是监狱给他下毒的证据，说完后他侧身让我看了看杯子里面的黄色碎屑，后来我认出那只是一些通心粉和奶酪的残渣。他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带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去化验。
我相信联邦调查局一定没有兴趣听这些，那里的实验室也只是对一些需要化验的东西进行化验，蔡斯不正常的思维永远都属于精神病范畴，在美国，有很多像蔡斯这样的假想受害者，他们暴躁不安，缺乏安全感，其实我的年纪和蔡斯差不多，法学博士毕业以后在联邦实验室工作，蔡斯案件里拿到的血样本、动物样本、人体碎片都让我非常恶心，但是因为抓铺蔡斯过程非常顺利，警察也就让我们实验室做一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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