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周会去一次专门买卖蔬菜的集市。集市离我们的住处有六七公里远，在十字路口的一块空地里，没有顶棚，也没有货架。一群女人裹着五颜六色的花布头当做裙子，一大早头顶着一盆盆菜蔬，摆在寸草不生的荒地上。摊贩越来越多，集市渐渐形成，随处可见的是土豆，西红柿，洋葱，几乎买不到什么绿色叶子的蔬菜。每当我蹲在一筐发酸发臭的西红柿前一个一个挑选稍微新鲜一点的时候，戴力老是站在那儿骂骂咧咧，和卖菜的女人还价，说菜都被苍蝇叮烂了，太阳烤熟了。戴力标准的英语没学多少，当地的土语倒是学得快。连续说上一两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戴力凭着一张中国人的脸，成功地说服了那些女人，价格给我们便宜了一半。临走时，戴力还会多拿几个西红柿塞到塑料袋里。市面上看不到称，没有多少钱一公斤的说法。拿了多少个西红柿或者土豆，单价乘上数量即可。最令人头疼的是，买了二十来个西红柿乘上单价，那些个女人能算十分钟还没算出结果的。算数能力竟然连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都比不上。当她们皱着眉头面面相觑，甚至借助手指在计算菜的金额时，我们俩相视一笑，真是哭笑不得！瞬间感慨大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的优势何在了!
在刘秀芬开门问我们要钱之前，我们对刘秀芬的印象还不是太差。直到她那天说：“这里物价高，别看这几个锅碗瓢盆旧的很，但还可以用。商场里一模一样的去买一套来，起码也得一万奈拉。我们都是自己人，算不了那么精的。给个零头就当是意思意思了，就给个三千奈拉吧。”这个女人实在可气，好话让她说尽，从来不吃一丁点的亏。还好出国前去银行兑换了一些美金，不然来到这里怕是要饿死了。
他们俩早出晚归，白天在屋里几乎见不到他们。听说他们还在做拖鞋的生意，还有另外一处仓库。只是生意如何，便不得而知了，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蔡明利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吃不开的。而刘秀芬，第一面兴许会被她的热情所蒙蔽，处久了，方知这女人的虚假和吝啬。蔡明利看中的，可能正是她的这一点。
果然蔡明利是有意扣留我们的签证。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积累了不少客户。那辆停在院子里的白色小货车每天都要跑出去送一两次货。订单是有了，然而最难的是货款的收回。几个店主老板基本上都没钱，没有什么积蓄，只能卖出一点就给一点货款。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这个周期很长。差不多还有一半的货款没有收回，仓库里的彩钢瓦和瓷砖就卖的见了底。我们原以为蔡明利另外的仓库里还有存货。结果他竟然说：“没想到你们脑子这么够用，市场一下子打开了。到底是年轻人！我想着这一仓库的货，你们怎么也得卖个两三年才能卖完。这一年都还没到呢！”他嘿嘿嘿地笑着，又说：“我赶紧从国内再发个集装箱过来。客户的关系你们维护好。只要再等个两三个月，新货就能到。以后我们好好计划，决不再断货。”
蔡明利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做起事情来竟然如此莽撞，如小孩子过家家一般。我们如何能白白浪费几个月的时间等待集装箱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尼日利亚！不可能。我的耐心快被磨光了。我和戴力说好了，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非得狠狠地把戴力揍一顿，拿回护照，然后自己花钱买机票回国。
这是最解气的，也是最坏的打算。收回来的货款，扣除我们10的提成，全部交到了蔡明利的手里。提成一共才两万多美金，我和戴力平均一分，每人只有一万过一点。这点钱离小雅妈妈要的30万还差远了。如果能在阿布贾的中资企业找一份工作，才是长久之计。
周新是我的贵人，我得感激他。那天我们刚好路过他的店，他站在一张板凳上清点货柜上的库存。见我们进屋，他从板凳上跳了下来，猴子一般动作十分敏捷。我们在阿布贾的圈子太小了，只认识那么几个中国人，几个手指都能数的过来。周新是其中最热情友善的一个，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给他的店供过货——价格太高了，他们几家店里的货物都是从国内直接采购，统一发货到这里。只有那些规模小，资金匮乏，没有渠道的店面才会从中间商手里采购商品。
他听了我们的遭遇，不无感慨地说：“这个人想玩计谋，把你们弄到这里来，替他解决仓库里的滞销的货。可惜，没有脑子，只能是小打小闹。劝你们趁早离开这个人，别浪费时间了。你们的签证有问题，还敢到处跑！我的建议，要么回国，要么另寻他路。”
周新的话，分析的很有道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有正规的企业需要人，我马上就去。周新眼珠子一转，要和我们分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似的，说：“我还真知道一家公司在找翻译。你得请我吃饭啊，绝对是个好消息！前天吧，有个温州的老板从我这儿买了一台五十千瓦的发电机。他当时还让我给他介绍翻译呢。你说巧不巧！我要是早知道你想找份工作，我那天就直接和他介绍你了。现在也还不迟，那人还在阿布贾。他要三天后才去洛克贾。洛克贾是科吉州的首府，从阿布贾开车过去也得要三个多小时吧。”周新从手机里翻出了那个温州老板的号码，写在笔记本上，那人姓刘，写了“刘老板”三个字，后面跟了一串数字。写完，将那一页纸撕了下来，递给我。当时，我说了很多感激周新的话。戴力从头到尾却没有说一句话。
我们跑了三四家店，只收到一家店的货款。天色渐晚，我们在夕阳里沿着马路往回走。热气消散，这时候人们扎堆似的在马路边的大树下乘凉闲谈。有五六个小男孩，黑炭一样的肤色，穿着破旧得变了形的短裤，着的上身，沾满了棕黄色的泥巴，那个最小的男孩一丝不挂，跟在大一点的男孩后面在踢一只瘪掉的足球。我们和他们在路边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最小的男孩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微微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后面几个大的男孩跟着起哄，嘹亮的口哨声在人群中响起，他们不停地喊着：“cha，cha！”他们见了中国人不叫“chese”却叫“cha”。
人多的地方容易遇到抢劫。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全都是有钱人，兜里都藏着很多的现金。每一次收到现金货款都交给戴力保管——他长得比我强壮。
我们走了有一半的路了，戴力还是沉默着，没有和我说什么。两个共同历经艰难的人，在感情上可以变得无比亲密，不分你我。但凡有一个人即将要摆脱这种艰难，另一个人心里不会好受。这意味着从今往后只有独自一人去面对不太乐观的一切。戴力此刻失落的心情，是人之常情，我并不怪他。快走到院门口，戴力开口了：“你要走，也得先拿回护照。”
我“嗯”了一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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