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蔡明利他们住的越久，感情越是生疏。唯独不变的是刘秀芬的化着浓妆的笑脸，每天在狭小的客厅里遇到，她总是表现出一副非常关心我们的样子，问长问短。问的最多的是跑了哪些客户了。蔡明利学不会女人这一套。他见到我们，无话可说，目光躲躲闪闪，也当是没有看见。同住一个屋檐下，一个礼拜说不上几句话。
我们在跑市场的时候，遇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是广东人，毕业后就来的尼日利亚，在阿布贾的一家建材店负责销售。据说他们是一家大公司，在尼日利亚开了五家门面店，国内也是有实体工厂，是正儿八经的公司。小伙子叫周新，为人相当的友善。我们原本是想给他们供货的。哪知周新一看价格单，就笑出了声音，说：“你们这也是进货价？都快赶上我们的市场价格了。我是想帮你们一把，你们可别把我当猪宰了！我们这店的门面虽不大，每天的营业额能把你们吓一跳。很多大客户定的货，是直接从仓库里发出的，不经过店里。店里的散户，只是每天营业额的十分之一。”
戴力一听可就急了，破口大骂：“他妈的蔡明利，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留。把我们忽悠到这鬼地方来，还给大爷我使诈！这不摆明了就是个坑嘛！我们每天步行跑街，连个车子都没有，晒得成了个非洲人。吃不好，住不好，辛苦到头来，还卖不出货，什么钱都赚不到！还不如留在国内呢，干嘛跑来受这个罪？”
说着说着，戴力的声音有点哽咽起来。我站在他和周新的中间，转身看着他。戴力的头发是我胡乱用剪刀给他修剪的，当地的黑人理发店我们不敢去，也没有看见过像样的理发店。发根参差不齐地竖立在额前，脸上的肤色变深了，连清晰的轮廓都隐了下去。我记得，他以前虽然身材肥胖，但脸型的轮廓很深。他脚趿一双包头塑料拖鞋，穿一件白色的衬衫，烈日太毒，我们再也没穿过短袖。白色的衬衫上染了几处灰色黄色的污渍。衣襟敞开着，纽扣没有系上，啤酒肚比来的时候小了许多，只是变黑了。我将目光移到了别处，不再看他。我不敢看他。他就是我的镜子，镜子里的邋遢、落魄、无助，也是现实中的我。
周新听出了戴力的意思，柔声安慰我们，说：“原来你们也只是销售啊！我还以为你们是老板呢。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在这里混得久了的人，就在国内找一些没经验的人过来，白白的替他们干活。到最后都是不欢而散。什么坏事都有败露的一天！迟早的问题。既然如此，你们得有个心理准备，护照得自己保管。哪天被逼急了，还能自己买机票走人。没有护照，机票都买不了，安检更不会让你过。看你们的样子，估计也是旅游签证过来的，你们那个抠门的老板绝不会花那个钱给你们办工作签证。以后出来可得小心了，旅游签证是不允许来工作的。一旦被移民局的人抓到，有的你受的。”
我和戴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注视了有一会儿，恍然大悟。蔡明利把我们从机场接出来，护照就一直放在他那儿。直到现在，护照还没有归还给我们。
周新和我们一样的负责销售，人家年薪二三十万，光底薪就有十六万。也就是说，什么都卖不出去，一点提成都没有，年薪也有十六万。而我们呢，回国机票的费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回去的路上，我努力说服戴力，不要表现出任何的异样行为，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还怎么样。他们两人，一个人的阴暗是写在脸上的，每天脸上愁云笼罩；一个人的阴暗是藏在心里的，一脸虚伪狰狞的笑。这两个人，我们不得不防。
戴力是个急性子，心直口快，恨不得马上就去找蔡明利理论。但经我一番劝说，还是冷静了下来，免得打草惊蛇。
路上说的好好的。我们一进院子，刘秀芬正在仓库里点货，蔡明利也在旁边帮忙。戴力刚一只脚踏上楼梯，停了一会儿，转身向仓库走去。我已经走到了二楼的楼梯口，来不及制止他。
戴力气势汹汹地走到蔡明利面前，皱着眉头说：“表哥，我们护照还在你那儿吧！都这么久了，还给我们吧。我们也不是小孩子，可以自己保管。”戴力手叉着腰，说话的时候并不看着蔡明利。还没等蔡明利开口，刘秀芬先说话了：“你们的护照，在我们那儿呢。天天跑市场，也不知道买个锁回来。你们两个男同志，心也大，出门从来不锁卧室的门。万一丢了怎么办？放在我们这里还保险些。再说了，都是自家人，表哥表弟的，也该为你们操这点心。”
这个女人一直都是这样，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我拉住了戴力，暗示他适可而止，蔡明利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们啥时候回国啥时候给你们，护照是替你们保管的。”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什么都不去想，拼尽全力推销蔡明利仓库里的产品。
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的客户越来越多，蔡明利仓库里的彩钢瓦越搬越少。尽管大部分是些黑人客户，没有什么购买力，半个月也就购买三四十张彩钢瓦和一两箱的瓷砖。万事开头难。熬过了最难的那一部分，后面的路就会好走些。在送样、发货、收款的过程中，我们和很多尼日利亚人成了朋友。
有一个名叫“abdul”的商人，在阿布贾有两个门面店，在当地也算得上个有钱人。戴力根据我的口音，直接叫他“阿布多”。阿布多生性十分豪爽，又极其随和，尤其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平常他的穿着和我们差不多，无非就是t恤衫，牛仔裤。有几次我们见他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衫、瘦腿裤，外面套一件白色大袍，头上戴了一顶白色无沿圆帽。这一身装束和我们以前在电视里看到的非洲土著居民简直无异。 只有在正式场合，他们才会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我们三人一起坐在地上，倚在临街的墙角，各自手里擎着一瓶啤酒，大声说着“干杯，干杯！”。然后一口气喝完了一瓶啤酒，三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垃圾堆，苍蝇蚊子乱飞。
一天傍晚时，阿布多带我们去他常去的位于街角的酒吧。走到街角，拐进一个黑屋里，走了有十几米进入里间。里面的音乐响声震天，灯光忽明忽暗，颇有一种醉生梦死的气氛。正中央的舞台上，紫色的灯光十分柔美，照在一个只穿了胸衣和内裤的女人身上。女人扭动黑色的身体，像一条爬行中的蛇来回游动。戴力喜欢凑热闹，三步并作两步向舞台走去。阿布多忙着招呼戴力，也跟了过去和他一起玩。我就近选了个位置坐下，服务员端来三瓶啤酒。过了一会儿，阿布多过来招呼我，让我也过去看美女跳舞，说美女在跳舞的时候，趁她不注意，可以乱摸她的身体。我兴趣不高，沉默着继续喝酒。音响里播放着咚啦啦咚啦啦的当地歌曲，已经听不见人说话的声音。
阿布多坐了下来，大声和我说，她有一个美丽的情人，叫萨拉。萨拉年轻，美丽，还善解人意。说他已经厌倦家里的老婆了，但是他最爱的还是家里的老婆，因为他老婆家里很有钱，他得罪不起。阿布多突然大笑起来，带一点疯狂的放荡不羁，说虽然他最爱的是家里的老婆，可他最喜欢睡她的萨拉，因为和她在一起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活。说她永远不会厌倦萨拉，但是不能爱萨拉。又说今晚他要把萨拉介绍给我们认识。
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吃他们最喜欢的“五色饭”，不用筷子勺子，直接用手抓着吃。临走前，阿布多拉来两名女人。昏暗的灯光下，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大概的只看见她们两人穿的很少，上身只穿了浅色的内衣，没有外套。内衣的口子很低，沟壑很深。我的手被一个女人握住，放到了她的胸上。我手一紧，摸到软软的一团东西，像发酵好了的蒸熟了的馒头。我本能地把手缩了回去，对阿布多连连说：“不需要，我不需要情人。谢谢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阿布多仍旧耐心解释道：“jack，这两个女人是我送你们的，不用付钱。为什么还不好好享用？你们离开中国这么久，没有妻子的陪伴，难道不需要女人吗？”我一再坚持不需要，让阿布多叫这两个女人可以走了。阿布多没法，最后一脸愕然地问道：“你出国之前是不是注射了什么药？一种让你不再需要女人的药。不然你怎么会拒绝。难道你都没有反应吗？”
玩归玩，也算是应酬客户的一种方式了，我们清楚自己的处境。生意刚刚有点起色，应该想方设法找更多的客户。加之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形势不好，自身安全决不能掉以轻心。玩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回来了。
仍旧是步行回去。回到院子后，我一个人坐在芒果树下，望着头顶的一轮圆月，心中顿时生出无限的悲凉。是思乡之情，还是思念一个女人？也许是喝了几瓶啤酒的缘故，思绪万千。一刹那，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非洲来，为什么要为蔡明利刘秀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所限制？一肚子的苦水汹涌而来。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无奈！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小雅的号码，柔美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眼泪猛地涌出了眼眶。忘了当时小雅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不停地在电话里重复着这一句“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我开始发疯似的想念小雅，想念她白皙纯净的皮肤，想念她的像玉一样洁白的双乳，想念我们在学校的宿舍里肆无忌惮地，想念她的一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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