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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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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北昌区法院,并且,见到了谢同法官。

    能联系上他也并非容易。他给沈宇留的只是个座机,但毋庸置疑地,除了周末两天公休日,我拨打的座机号几乎是全天没人接。于是我在这一天——2017年5月15日周一拨通了曾经记下来的北昌区法院执行局二庭季庭长的电话。

    “不是,小刘,我没明白。”老季在电话里说,“当初不是我分配给郝坤法官,郝法官没同意,也跟你们解释清楚他的理由了么,本该你们东阳区法院继续做拍卖啊!怎么又回到我们这儿了?而且你还找我要小谢法官的手机,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拿着电话无奈地摇摇头:敢情谢同找沈宇要案子,老季一点都不知道!

    “季庭长,是这样的……”我定了定神,打起精神,开始向老季陈述最近在谢同和沈宇两位法官之间的交流,以及表明了沈宇的态度,并表示我们打座机联系不上谢法官,才找您季庭长要他的手机号。

    “怎么那么乱啊!”老季不高兴地说道,“这事儿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啊!”

    “我的季庭哎,”我开始‘嬉皮笑脸’,“这您不就算知道了么?您是领导,是人民法官的老上级,是人民好领导,要您下属的手机号,您说我们当事人不找您找谁啊?您好歹给我留一个,成不成的我先联系下谢法官啊您说是不?谢谢谢谢季庭!拜谢拜谢!”

    “行了行了行了……”电话里的季庭长有点被我弄得不耐烦了,“小刘,你也别跟我贫了,你赶紧记下来吧……185……”

    “哎呦哎呦我的季庭长您慢点说!”我赶忙找出笔纸,“您说吧,我记录着呢。”

    假如这世上只有“攻关小姐”这一行,那么我的职责除了为家人和自己而打仗,还兼职“公关先生”一行。

    ……

    于是第二天,我见到了谢同。

    其实头天的电话中,我和那嗓音轻柔、听来很年轻的法官已经聊了不少,但还是希望面见他一下,毕竟面对面的交流比电波的传输更能拉近距离,也更能成事。

    电话中(必须要说,我当晚还查阅搜索了网络)得知:谢同法官三十岁出头(比我还小几岁),但从事法官工作也将近十年了,本是北昌区法院庭审楼的审判法官,2016年初调配到执行局任执行法官,由于工作积极努力、成绩出色,在17年初“破格”提升为执行二庭副庭长,也就是老季的副手。此次主动找沈宇要来我们的案子,也是出于他的“新官上任”,想多拿下几个——如他所说类似我们这案子从属于“大案要案”的案件,——但从言谈来看,这是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绝不限于“三把火”。

    我但愿如我判断。

    当然,挂掉小谢法官电话后我直接就给吴律师通了电话。

    “小刘,剩下的工作就真的得辛苦你了!”吴律师说,“北昌区法院实在太远,去一趟来回就基本上得一天,我这里事情太多,恐怕不能陪你一起总往北昌区跑。一旦回头俩法院交接成功,恐怕你就得老往北昌区跑了,当然,我始终做你的‘幕后军师’,有什么‘突发情况’,随时电联。”

    “我明白,吴律师,您忙您的,这两年来您都给我带得‘出师’了,怎么和法院、法官打交道我已经‘门清’了。”我说。

    吴律师忽然说出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事:“你知道么,你几个月前送我的那串‘大金刚’菩提子手串儿,我都盘到‘包浆’了!”

    但我心领神会:“那好那好。您知道,两年前咱们刚开始并肩作战、案件刚起步时我开始盘一对‘狮子头’文玩核桃,如今都被我盘红了。都说文玩手串这些东西是‘三冬两夏才出彩’,您的意思是,一来,案件时间跨度之长难于我们的想像,连文玩都盘出来了,但这场‘债战’却还艰苦卓绝;二来,是说办案得有‘过日子心’,如盘手串跟核桃一样,又得执著不放弃,又得有淡定地如过日子之心,对吧?”

    “正解!”吴律师说,“还有,要知道,金刚手串跟文玩核桃一样,都区别于那种类似紫檀木的圆珠子手串,那种手串盘就行了,别的不用管,显得简单一些,而咱们这种带棱带角的文玩品,纹路多而错综复杂,需要又盘又刷,咱们的案件也一样。”

    “您说的没错儿。”我说,“面对咱们这场官司、这案子、这战斗,我得持之以恒,并且连‘盘’带‘刷’,才能出成就!”

    “作为我徒弟,你出师了!”吴律师说。

    ……

    赶巧了。我没有在头天的电话里跟谢同说我会第二天前来,并且我真的是慕名前来,来之前我就想,假如今天见不到这位小谢副庭长,我也至少要打听出他到底每周的周几是见面日。结果,在2017年5月16日,周二的下午,恰逢小谢法官见面日,我的手和他的手握在了一起。

    谢同算是个高个儿的男子,将近一米八,也比我显得壮实的多,但他却有一张知识分子一样的年轻的文人脸,戴个近视眼镜。说话也文质彬彬的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法官,倒像个企业单位的经理人。

    也许这才是他的深藏不露吧?我想。

    从谢同法官那里,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现在告了商军并且进入了执行阶段的案子,除了我家、金仑家、赵颖家外,北昌区法院执行局,也就是谢同的手中又多出了两家申请执行人——一位叫韦民的男子,执行标底40万;一位姓李的老太太,执行标底30万。

    一个商军,五家原告。——然而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还远没结束。

    想起了一部电影,帮派组织间谈判时,一方的“大哥”说:这块地方,有澳门人坐镇,有外国的势力加入,有我们的股份参与,现在来了你们台湾,四家分,热闹喽!

    电影里四家闹得热闹,现实中,我遇到的情况更加热闹。

    “小刘啊,那后两家……或者说后三家的事儿,咱们先不去管他们,毕竟都是轮候,你也不用想太多。现在面对你家的案子,有这样一个情况……”谢同说到此处,想了想说,“可能需要你参与一下。”

    尽管我还年长谢同几岁,但他还是如沈宇、吴律师那样称呼我小刘,可能是我长得确实太显小了,但我正乐得于此——示弱甚至示“小”的结果常常会换来对方的信任和支持,甚至被“怜悯”我都在所不惜。

    “您说,您说,谢法官!”我连连点头。

    “这事儿,恐怕得需要你出马一下了!”谢同法官笑着说,但表情有一丝无奈,“你看啊,关于案件交接这个事儿,我这边和沈宇法官那边都不成问题了,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只等我的公函过去,他的公函和你们的卷宗都过来,这就齐活了!”

    “那好那好,那敢情好!”我说。

    “你听我说完呀,”小谢法官接着说,“现在麻烦在,昨天你刚跟季庭长通了电话——你不是要我手机来的么,——季庭长就来找我了,说我不该要这个案子——当然,必须说,季庭长是为了北昌区执行局考虑,他的意思是,我们手头的案件也不少,为什么非要主动要来东阳区的案子横添拍卖之事。但我给季庭长做了详细的解释,说你家的情况特殊,而后面的当事人又一家一家的来北昌区告商军,这样积累下去不是个事儿,东阳区又比咱们忙得多,索性咱们就顺水推舟给卖了得了!”

    “那季庭长怎么说?”我一皱眉,问道。

    “他没表示。”谢同叹了口气,“他把我的交接申请倒拿走了,但是到今天还是没给我签字——哦,你要知道,我们做普通法官的,哪怕是像我这做副庭长的,顶头上司也是正庭长,我们所做的一切大决议的事都得正庭长签字的。”

    “那您的意思是?”我问。

    “我的意思是,交给你个任务,也就是说,小刘,有缘相识,你帮我个忙。”谢同法官说,“你不是跟季庭长特熟悉吗?你一会儿再给他打个电话,以你当事人的身份好好恳求一下他,让他给我签个字!”

    中国俗语有句话叫“赶鸭子上架”,比喻被迫去做能力达不到的事情。在小谢法官第一次见面就交给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之时,我脑中便蹦出了这句土话。

    然而,我这“鸭子”在过去的两年中,上的“架子”还少吗?——我又怎么能不去“上”这个“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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