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院附近有一个大果园，主要栽种品种优良的苹果树。院方为我们联系好了，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去果园买苹果。
进入果园，但见一望无际的苹果树上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十分诱人。一尝，味道确实甜美，价格是1角6分一斤；这种苹果在市面上要卖角几分钱一斤。于是，除了各人买几斤提回去吃之外，一些家在铁路附近的人买了好几十斤，再买一个大篓子装好，通过火车托运到家里去，让家里人和亲友们也尝尝在外面当兵的人寄回来的高档水果（那时候没搞什么化学剂“催长”、“速生”，苹果、香蕉等水果都是自然生长的，香气四溢，味道非常好，价格也相对高一些，在当时算是高档水果了）。
我也想托运一篓苹果给母亲、妹妹尝尝鲜。记得我当年在江西乡下时，苹果连看都没看到过；她们如能尝到，一定很高兴。可是考虑到要火车长途运输，然后转汽车，再转人工用扁担挑送，辗转运到那个边远的乡下时，恐怕甜美的苹果要变成烂苹果了！只好作罢。
果园里的职工还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果园的园长是长征干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等级不甚高的单位里有一个长征干部在当领导，职工们便觉得脸上有光，自己所在单位的价值、地位似乎也相应地提高了。其潜台词就是：我们单位要是不重要，上级能派一个长征干部来当领导吗？那时候，人们对老革命是很崇敬的；老革命也能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注意影响，注意以身作则——一种可贵的良性循环！
我的疗养时间按医院的计划结束时，要回长春空军医院去接受复查。我考虑带点什么东西给骨科的医生、护士、护理员们尝尝。起先想买苹果，后来觉得苹果太重，不好带。正好疗养院附近的花生粒大饱满，也有点名气，就买了几斤炒熟的花生，用个布袋子装着，背到空军医院骨科的医护办公室，提起袋子来往办公桌上一倒：“哗！”满桌都是花生。
“来，吃花生，兴城的特产。”我向他（她）们发出邀请。他（她）们非常高兴，一面吃，一面说香，一面夸赞我：“还是童好，离开了还会想到我们这些人。”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现在如果哪个病人把一袋花生往医护人员的办公桌上一倒，人家会连连挥手：“拿走拿走，脏兮兮的……”现在人们对几颗花生已经不感兴趣了，感兴趣的是厚厚的红包啊！呵呵……
空军医院的医生又给我作了一次体检。
第二天，骨科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你学的是什么科？”
我没听懂：“什么叫‘学什么科’？”
“我是问你，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科系？”
我明白了，他以前看见我躺在病床上时，天天看书看报，以为我是个大学生呢。
“我没读过大学，我只是个初中生。”
他“哦”了一声，好久没有下文。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对你的伤情，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你一开始没来我院治疗，前前后后打石膏的时间太长，造成关节僵直，已无法恢复。我们给你办了‘残废证’。很抱歉，为了对飞行事业负责，也为了对你本人负责，我们已经签署了‘不宜飞行’的意见。这点还要请你谅解。”他还告诉我：“你的腿内有根银丝缠绕在骨折处。你先出院，三个月后再来取出。很方便的，只要在腿上钻个眼儿就行。”
科主任和我谈话后，我心里乱糟糟的，觉得学了几年的航空，也飞了几年，总算是学成一个空勤人员了；一旦放弃，几年的功夫岂不白费？怪可惜的！但又想回来：我呕吐严重，飞了好几年，状况都不见改善；在地面好好干，或许也能干出点名堂来。再说，这些年来阶级政策在逐渐收紧，飞行人员的政治条件越来越高，连飞行人员娶老婆都不能要“地富反坏”的女儿，我即使不负伤、不残废，恐怕也飞不久。既然医院已经下了结论，身不由己，那就在地面上“重打锣鼓另开场”吧。于是，我打起精神回部队。
回到部队，团干部处处长找我谈话：“经党委研究，决定你转业地方工作；但转业要分批集中转，你得要等一段时间。”我便天天坐在房间里看说，等着转业的那一天到来。
这期间，我经常去师部的图书室借苏联说看（那时候，解放后出的长篇不多；解放前出的长篇，太太、姐什么的，我又不感兴趣；只有苏联说，特别是写卫国战争的说，很对我的胃口），一次就借十几本。没过几天又去换借。管图书的那个老兵（现在想想，他那时大概也只0几岁，可是在当时的我的眼里，觉得他老大不了）对我说：“你是看书还是吃书呀？这么几天功夫，你就看完了这么多书？”他不知道我这时已经是“看说专业户”了，我除了看说，没有别的事情。
我后来倒是很感激那段无所事事的闲暇时光，我的那点点文学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一天，我正走在营房的路上，一位陌生的中尉军官走过来问我：“您是童心同志吧？”
我说：“是的，有什么事？”
“我是师卫生处的，准备给您申请一个革命军人残废证。”
我说：“医院已经替我办了。”
他了解了我的残废等级后，说：“您可以再申请一次，我们给您上报，看哪一个等级高就用哪一个。”
我愕然。我和他非亲非故，甚至从未见过面，他却能如此周到地为一个即将转业的残废军人着想，能照顾到的尽量照顾，实在难得！盛情难却，我就跟着他到师卫生处去填了一张申请表。
又过了若干天，他来告诉我：“批下来的等级和医院办的相同，证件就不给你了，按‘作废’处理。”
尽管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仍然打从心眼儿里感激那位不知名的陌生中尉。那个年代，部队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套用胡志明的一句话：“同志加兄弟”啊！——不过他的接班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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