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北昌区法院大院的暗处，按亮手机屏幕看看时间：傍晚6：09。
初冬的此时，天已经全黑了。法院内,连法官带当事人几乎全走空了，除了院中为数不多的路灯下有光照，硕大的主楼一片漆黑，唯一最亮之处，是我目及五十米开外执行局一层的那间接待室。
大扇的玻璃窗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室内的情景：商军佝偻着身子坐在那里，谢同坐在她对面的桌子内，两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
两个小时了！我暗想。还没有谈妥！
这是2018年11月6日周二。在头一天，我和家人终于接到了“久违”的谢同的短信，他在短信里感谢母亲对他孩子的关注，说孩子已经痊愈了，并且说，他的助理们半个多月根本没能约来商军，倒是他回单位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商军打了电话，约她第二天来谈。谢同在短信里让我周二就别过来了，说你们“仇人见面”不太妥当，谢同表示“就我跟她说吧，我一定把最后的款项定格在十万！再多坚决不干了！”
可父母不放心，我更不放心，对于谢同这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大男孩”，我们不能白白着急上火一个月，必须“盯”着他完成任务。于是，虽然我短信里说了诸如“您辛苦了，那我不过去了”等言，但在这一天的下午，我还是“潜”进了北昌区法院，但始终没有进执行局小楼，而是在远处观察。四点，我在院内一辆轿车后眼见着商军走进了执行局小楼。那个低矮的、病态的身躯让我明白她现在的日子必定好受不了，但我非但没有产生丝毫怜悯，反而心生更多厌恶——罄竹难书、恶贯满盈、穷途末路之寇，依然如此有精神一闹到底。用母亲的话说：她不该叫商军，她该叫蟑螂。
没想到的是谢同和商军的谈判会如此之长，其间眼见法院下了班，院子逐渐空空如也，保安也过来对我这个“可疑”之人多次询问，当然，我的理由很充分：一指那窗户，说我案件的法官还在谈事，谈完那个人，谈我的事。保安扭头看到屋中果然有法官还在，知道此法官在加班接见，也就不说什么了。
两个小时内，一会儿谢同站起，激动地说着什么，一会儿谢同坐下，商军又站起来，顿足捶胸地陈述着什么。我摇头叹气，自言自语道：情势还是不看好啊，谢同老兄啊，能不能对付商军这个“千锤百炼”出的“老手”，就看你的了。
傍晚6点15分，忽见二人都站了起来，谢同在桌上整理卷宗，商军也开始穿戴大衣帽子，我知道，这轮“磋商”到了尾声了。
但我不能进去，进去正好跟商军撞个正面，便依然按捺住性子在一辆轿车后等着，待她那几乎一走三颤的身躯出了执行局小楼，走出法院大门，我便飞似的跑进了执行局一层，一拐弯，见面室的灯还亮着，但谢同已经上楼了。
我迅速掏出了手机，拨通了谢同的手机号，但正如我预料到的，一直响到了最后也无人接听。赶紧换成短信联系：“谢法官，我在楼下，抱歉，由于不放心，还是来了，请抽空下来一下，咱们碰个面，我问问情况如何！”
十几分钟后，谢同的短信来了：“抱歉我现在不方便下去，楼上几位法官开个会议，这几天要去强制执行一个大案。我跟老太太谈了俩小时，果然，商军她不满足于十万，我说‘就这么多了，一分不能再给你了，你别让我为难了！’她说‘怎么也得再加点’，要求你们两家每家再出两万，给她到十四万，否则不签字。小刘，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如你们所说，夜长梦多，趁后面那些原告的法院还没亲自来我们这里‘找事’，咱们赶紧把商军这事了了，我就给你们打钱了。”
我忍住对商军的愤怒、忍住怒其谢同之“不争”而回道：“谢法官，我们已经一退再退、一忍再忍了，假如我们继续妥协于她，别说我们一家再出两万了，就是再给她出两千都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尊严的亵渎，同时，也让她商军把法院的威严看做可以被她所左右操弄之儿戏！谢法官，我代家人——拒绝！”
十分钟后，谢同回了简单的一句：“老太太的样子，我觉得很可怜。”
我无话可讲，转身走出了执行局小楼，走出了法院。我险些给谢同回复一条诸如“对蛇的怜悯只会让农夫被毒牙所咬”之类的短信，但我忍住了。
我心里想到：谢同，我的老弟啊，你还太嫩啊，当事者清，旁观者迷，你不是我们原告，更没有亲历我们这四年是怎么被这条毒蛇所咬。这些是跟你说不清楚的。
回去的路上我问自己：这是否就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但我也知道：无论是不是，这个寒风瑟瑟而起的初冬，我依然看不到转机的影子。
直到一个月后，商军的毒牙狠咬了谢同，事态方才来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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