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房里摆着张床，那两张病床上的人，入院、出院……已经换了好几拨了，我还躺在病床上。因为来到空军医院后的第二次治疗是把大腿的肌肉切开来，砸断原来已经长好的骨头，重新连接。这对身体的损伤较大，造成体质虚弱，导致骨头生长缓慢。我便成了本病房里资格最老的伤病员。
这天，又进来一个休养员，年纪好像比我还些（我那时是0岁），他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个头不高，人长得蛮机灵，两只大眼睛里闪烁着聪明。他姓江，叫我“哥”。到部队后，从来都是人家叫我“弟”、“鬼”什么的，现在居然也有人叫我“哥”了，我心里一阵高兴，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兵也当老了，变成哥了，变成老兵了！
江既聪明又勤快，只要我稍微示一点儿意，他就晓得我要什么东西，马上就给我拿过来。
那天，江参加我们的“方寸之地闲谈会”，他默默地听着。忽然，他的兴趣也上来了，讲起了他自己的故事：
我16岁参军，首长要我当他的警卫员。一天，协理员对我说：‘首长来电话，叫你送他爱人到他那里去。’首长那时是在一个基地工作，地区偏僻，不通班车，我们只好步行。途中遇到一场大雨，首长的爱人穿上雨衣，我帶了雨伞，就冒雨继续前行。天黑时在群众家里借宿。
我的背包淋湿了，被子湿透了；首长爱人的被子没湿，因为她穿的是雨衣。我打算坐在椅子上坐一夜，打个瞌睡算了。首长爱人却叫我和她一起睡。我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怎么可以？’首长爱人说：‘孩子家，还男的、女的呢！你一个屁孩子，还能算是男人？你跟我的弟一般大，我在家弟总是跟我睡。你一夜不睡，明天怎么行军？来吧，跟你大姐一起睡。我就和她一起睡了一夜……
没等他说完，就有人起哄了：“好你个兔崽子，你敢睡首长的老婆？”同志气得满脸通红：“你……你……你敢污蔑我大姐！……”那样子，似乎要跟人打架。人家见他认真了，就劝他：“给你开玩笑的，不要当真。”“你首长的爱人对你真好。她多大年纪了？”他回答：“快0了，人家是我大姐嘛！”……他确实还是个孩子。
我见他跳进跳出的，好像没什么病，就问他：“你来治什么病？”他说：“学开轰炸机的时候，杆重，使劲儿拉杆，右手会痛。到医务所照片，说是右手的几根骨头中断了一根，陈旧性骨折。是什么时候断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时候跟人家扳手腕、摔跤玩弄断的。”后来医院医生跟他正骨、打石膏，只从手腕打到肘子边，活动不大碍事儿，他就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我服务，生活上处处照顾我。
那天，忽然听见护士在他的病床边提高了嗓门：“怎么这么高的体温？摸摸又没烧嘛！生的什么怪病？”说罢，端着工作盘走了。我问他：“你生病了？人难过吗？”他摇摇头，朝我笑笑。
过了一会儿，护士又端着工作盘过来给他重新量体温，把体温表交给他，叫他含在嘴里，自己转身给我打针……“砰”的一声，病房门给推开了，护士长一个箭步冲进来，一把抓住江的手：“你干什么？”原来江正把体温计放在暖气片上烤，被护士长抓了个“现行”！
江“嘻嘻”地傻笑。护士长恼了：“你还笑？你这么调皮捣蛋，我让院部给你部队去封公函，看不处分你？”他这才收敛了笑容。
护士长是个女同志，0几岁，矮矮胖胖的，已经结婚，还有孩子，在科里的护士、护理员中，她的年纪最大，人又长得显老；在科里，医生只管治病，其他的事儿都是由护士长管，她在科里是很有权威的。她一发脾气，江就不敢吭声了。
护士长走后，我问江：“你怎么回事嘛？怎么想到弄这种把戏？”他说：“我时候就弄过，把它贴在开水杯子上唬我妈妈。住院住得烦死了，就弄它玩玩。”
“时候？你家还有体温计？”
“我妈是农村的接生员。”
“你这么顽皮，你妈没打你？”
他摇摇头：“没打我，只是用手指在我的额角上点了一下，说了一声：‘你这个捣蛋鬼！’”
我说：“这就是你欠揍啰！当时要是让你妈打你一顿屁股，今天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他又是笑。
我看他有点不大在乎，怕他以后再犯，就说：“如果医院给你们部队去公函怎么办？”
他吃了一惊：“真的会去公函？”
“难说。去封公函，容易得很，只要写几句话，‘啪’的盖一个公章，就寄出去了。那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他害怕了：“会怎么样？会开除吗？”
“难说。”
他哭丧着脸，一副哭腔：“那我就惨了！我都飞高级教练机啦，快毕业了……那怎么办？哥，你救救我！”
我说：“等会儿等护士长再进来的时候，你好好向她作个检讨，求求她。”
他连忙点头：“好的，好的。”
护士长进来后，他就对护士长说：“护士长，请你原谅我，我错了，今后再也不敢了，您千万不要给我们部队去公函。要是学校开除我，那我就惨了！我都飞高级教练机了，快要毕业了。”
护士长说：“哇，子，你还是个学员？还没毕业，就这么调皮？那要是毕业了，当上了飞行员，那还了得？那不是要调皮得飞天了吗？”
我忍不住插嘴：“这个，您老人家就说错了，飞行员不飞天，难道叫您老人家飞天？”
她一愣，随即忍不住笑了。她一笑，整个病室，包括来玩的人都笑了。气氛便在笑声中冲淡了。
笑过之后，护士长说：“好吧，公函写好放在抽屉里，暂时不寄，看你以后还调皮不？”
事后江问我：“不要紧了吧？公函不会再寄了吧？”
我说：“吓唬吓唬你的，人家吃饱了撑的？要先写好公函放在抽屉里？不过你以后不要再调皮了，写封公函寄出去，容易得很。”
他连声回答：“那是那是，一定一定！”
看着这个又老实、又顽皮的子，真叫人哭笑不得！
经过光透视和拍照后，医生认为我的伤腿骨折处已经长牢，可以拆石膏绷带了。医生、护士替我拆掉了石膏绷带，使我告别了卧床7个月的困境，坐上了轮椅。我很快就学会了操纵轮椅，可以独自操纵轮椅倒退着开门，灵活地在走廊里滚来滚去，滚进各个病房去串门。我开心极了：几个月来，都是人家我，现在我开始别人了。
几个热心的病友要把我抬下三层楼（骨科在三楼），到医院外面去玩耍，我当然很高兴。也不知道这几位病友是因为什么毛病来住院的，反正都很强壮，4个人，一人抬一只角，三层楼梯呼呼地下，一会儿就抬到了楼下，跟坐电梯似的。他们将我推出医院大门……哇，好漂亮啊！外面是一个花园大广场，大马路绕着大广场转，马路上人流、车流川流不息。天气晴朗，气候温和，花园里繁花似锦，大街上游人如织……久违了，美丽的城市！久违了，美丽的大自然！
他们推着我去看当年伪满的皇宫。来到皇宫门口，人家不让进去。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机关单位，只能在门口看看，想像一下当年的光景。
转个弯儿向前推去，来到一所大学的边门。门口两边的水泥矮墙上坐着几个伙子，从那一身蓝白相间的病号服上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空军医院的伤病员。查过病房了，没事了，就溜达到这里玩来了。
一个病友说：“那几个子在打分。”
“打分？打什么分？”我听不懂。
病友笑了：“给进进出出的大学女生打分。漂亮的，打5分；不漂亮的，打分；中等的，打分、4分。”
我觉得好笑：“吃饱了撑的。”
这时，一个女护士气喘吁吁地跑来，咋咋呼呼地喊着：“你们几个家伙怎么把他推到这里来了？害得我好找！”
病友们“嘿嘿”地发笑。女护士们总是装着生气的样子来管这些强壮而又调皮的伤病员，伤病员也总是拿傻笑来回答她们。在部队里难得见到几个妙龄女子，如今来到医院里，和她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挨她们几句“骂”也是高兴的。
“赶快回去，下次再不能跑这么远，下楼要打个招呼！”女护士板起脸来说了这么几句后，似乎公事已经办完，在推着轮椅往回走的路上，他（她）们又叽叽嘎嘎地说说笑笑，很是开心。
不久，打分的恶果就显现了。虽然那些打分的子动作很隐蔽：轻轻地说，或者悄悄地打手势，以为人家听不见、看不懂。殊不知这个年纪的姑娘是最敏感的：看见几个大伙子坐在门口，眼睛朝她们的脸上瞟，就怀疑他们不怀好意。再注意一下口型，看看手势，就什么都懂了。被打了5分的，心里高兴。在一起当邻居久了，都知道这些穿蓝白相间的病号服的伙子是空军的飞行员。被空军飞行员打了个5分，自然是心里乐滋滋的；虽然偶尔也会轻轻地骂上一句：“无聊！”其实并没有什么意见。被打了分的可就火冒三丈了！姑娘们最爱的就是漂亮，最怕的就是人家说她不漂亮。叫几个有眼无珠的浑子给打了个分，还不气死？一气之下，就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学校领导再把意见向上反映。层层反映的结果是传到了空军领导的耳朵里。空军领导气得够呛：“这些兔崽子，又给我惹麻烦了！”下令各空军医院严加管束！住院嘛，就给我好好治病，不准到处乱跑！
医院便订出严格的制度：除星期天经请假同意可以上街并按时回院外，其他时间一律待在医院里，不得外出（反正医院里有很漂亮的花园，地盘大，到处花红叶绿、草木葱茏；还有俱乐部，里面有象棋、扑克、乒乓球、克郎球；还有图书馆、阅览室，够你们这些子们玩耍了）。批准了在星期天外出的，要手持假条，经门口岗哨检查后方可放行。还规定，不准穿病号服上街（穿着病号服满街溜达，像什么样子），可穿军装，也可穿便衣。当然更不准跑到人家门口去打分！
调皮、好动的休养员们被关了几天后，觉得实在憋闷。本来嘛，活蹦乱跳的大伙子，又没什么大毛病，天天关在这几千平方的医院里，谁受得了？于是，有人动起了歪脑筋：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咱不是会飞吗？咱飞出去。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咱都飞过去了，你这么一堵矮矮的围墙能挡住咱？手一搭、一按，“嗖”的一声，飞身过墙了。玩够了，再一搭、一按，又回来了，方便得很！比走大门还更方便——抄近路啊！
有人翻墙头出去，院方能不知道？院领导又不是瞎子、聋子。可是院方装糊涂，当领导的，抓要事、大事，哪里愿意跟你们这班浑子为这点事儿较劲？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的算了，只要不误了每天上午的“查房”就行。
一天晚上，天气有点儿热，几个愣子想吃西瓜，便相邀着，身手矫健地翻墙而出。忽然听见“哎哟”一声，其中一人倒在地上走不了啦！同去的几个人十分丧气：“怎么回事嘛？你又不是第一次翻墙头，今天吃错了什么药？”吃西瓜的兴趣自然也就没了，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扶着他往回走。可是他拼命喊疼，走不了啦！救人要紧，只得由两个人守着他，一个人回去报信。医生、护士们听了，大吃一惊，赶紧带上几个人、扛着一副折叠式担架冲下楼去，把伤者抬了回来。用光一照，竟然是腿骨折。病来住院，变成大病了。骨科医生连忙给他正骨、牵引，后来又打上石膏绷带，这便使他和我成了邻居。他是腿骨折，石膏绷带只打到膝盖上面，可以一只伤腿用板子托着坐在轮椅上到处转悠。
他是一所航空学校的飞行教员，还很年轻，是建国后参军的中学生；运气好，一参军就检上了飞行员。年轻，有文化，脑子活，手脚麻利，飞得很好，毕业后就留校当飞行教员，好些学员都还比他年纪大呢！遗憾的是这么能干的伙子竟然在阴沟里翻了船。有新入院的看见他，就会关切地询问：“怎么回事？摔飞机了？”他的嘴唇嗫嚅着，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是个挺文静、挺老实的青年，也不懂得编瞎话，又不会玩世不恭地慨然承认，只会脸红红地说不出话来。
看来翻墙头的人也不见得都是调皮角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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