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命赔票子的节奏
随发生什么事，太阳如常升起，再多雾与云，它仍穿过照进卧室。莎拉睡得那个酣，她是晚班，没有设闹铃。我趋车出门，天亮那刻就下定了决心，把二十万打出去，赌一把大的。
二十万谨慎心地被打出去后，没有电话再来，不知对方收到没，我心如深渊地没底，只有在这里呆等。一天就这样过去，第二天还是这样过去了，接下来，一个月熬着地过去了，就在我放松了警惕，天真地以为对方拿到钱，会永远消失时，我的电话铃催命地又起。
“刘友友吧？”我一听就是那人的声音。
“你是？”
“你果然懂味。”
我当然明白其意，但还会问：“钱收到了吧，我没少你一分。”
“钱是收到了啰，但这一向（一阵子之意）我买房子还缺点钱，累你借我点钱好不？”
无耻之徒，我当他是“君子”，他当我是傻子。这下，我深深地感觉毫厘不差地被人讹上了。
我说：“兄弟，上回给了你钱，我就布粘布（没钱之意）了，我又不是煤老板，一天进几十万，你总要我吃饭吧。”“就是为了要你吃自由饭才一直帮你保守秘密的。朋友。”
“自由饭”，明打明的威胁啊。
“你要借多少？”我想听听他这回的价。
“五十万。”
他真开得了口啊，把我家当银行金库了。我怕他是电打鬼来的，我强作镇定说：“呵呵，这位朋友，你把我当彭立珊（当年有名的湘藉港商，对家乡投资至少千万）是吧，要这么多钱。”
“比上次是多哒点，但对你刘总来讲，也还不算多吧，我讲了是借，又不是不还。”
“怎么借？”
“还像上次样的，打到我账上，我——”
“你可耻，我嬲你娘！捅你屋里二世瑷婕（奶奶之意）。”
“呵呵，莫宝啰，几十岁的人了，发脾气有卵用。”他听了我骂竟然很开心。“有狠就见面谈，躲得阴暗的地方策，讲话不算数，算什么狠？”我灵机一动。
“撮（骗之意）孩子啊，搞激将法，我没狠行吧，你有狠，你有狠借我点钱用。”
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一定先稳住他。我说：“可以，我给你。”
“够味，够朋友，我这人最讲道理，给你点时间去凑钱啰，后天中午十二点前打到我上次给你的账上，不然的话，你也知道——还要我报一遍账号不？”
“我记得，不用了。”
我确实记得，这个账号，这个吞过我二十万的账号，我当时就存在手机上的记事薄上了，奢望日后可以清算。还没来得及清算，现在这个账号，又再次成了吞我血汗钱的狮子大口。
五十万，五十万，我一个月前的二十万打出去，心里的血就滴得干净。这笔大钱，再打出去，我只怕变成湖南博物馆里的辛追奶奶（干尸）了。我刘友友耗费了多少心血，白了多少头发，用了多少套路才赚得？这笔钱，要多少点大餐的食客多少公款消费的主儿来海吃胡吃舍命地吃才能赚得啊。我刘友友好容易咸鱼翻了身，不能就这么回到解放前了！我刘总变得帮他打工了！现在是中午一点，到后天十二点，还有四十八时，在这四十八时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记不清谁说的，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要坚信。
挂了筒，我就开始想了。我茶不思饭不想地想，我坐着想站着想躺着想，我开车想走路想坐电梯想，我日出而想日落而想地想，我睁眼闭眼地想，我翻查所有人电话地想，我回忆所有可以帮我的人地想，我孤独地想，我渴望绝地逢生地想，我充满希望地想，我无望地想，我想我想我想想想想想。
四十二时过去，时间一刻不停地推到了规定日子的那天早上。我所有的想，都成了空想，所有想到的方案都被自己一一否定。我终于悟出了，“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至理名言只对好人管用，像我这样的犯罪分子，只怕死路（死的方式）总比活路多才对。自作孽，不可活。在涌现的一万个想法里，我权衡利弊，选择了下下下，不知道好下的下策：投案自首。
坚定下来，我给我的律师朋友孙琦打了个电话，把所有情况一一交代，像争取宽大处理似的向他全盘交待。看来人总要找个人知道他的全部所为，否则他无处求救。
孙琦从法律的角度帮我进行了一番分析，听罢，我释然很多。我了解到，我死期尚远。他大概意思是，我没有直接致死婴儿，中国的量刑有行为量刑有结果量刑。比如，同样是抢两千块钱，街抢和抢银行的量刑不同，审判结果也会不同，后者如果又正好遇到严打，只有枪毙。当然，量刑过程还需要根据很多细节，但我怎么也不会死，顶多判个弃婴罪。那个打电话的人说得也没错，至少要做五年牢。他问我挖坑埋尸的罪证在哪？我说，当天把一身衣物、铲子都扔到湘江里面去了，现在不知道漂到何处。他放心，又问我，有人目击没？我说有，就一年前那条新闻来看，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农民看到一个人在挖土，既没有看清我的脸，更没看清我的车。这也是后来案子查不下去的原因。问完了他说，打死不要承认有挖坑埋婴的行为。他会想办法，如果我是自首，是从轻发落的有利条件。
通完电话，我把赞宝和财务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我要出趟远门，这边的事交由他们打理，大事找庄学钟请示就可。行走江湖的赞宝感到了什么，欲问我，又止。我用霸蛮堆起来的笑给其宽慰，并说，餐馆生意不好要拿他问罪。接着给庄学钟打了个电话，大概的意思是自己犯了点事，有可能坐牢，与公司无关，与自己的私事有关。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有二：一、他是合伙人，瞒是绝对瞒不住，进了局子，无法联系，让他联系不上我，太不负责也太不义道，宁乡的项目还望有我参与，我得继续靠他发财；二、进了局子，打点方面还会不停用钱，公司的钱，我不在，他不签字动不了。告诉他我已委托了孙琦做辩护律师，拿钱的话，以我的亲笔签名为准。庄学钟在电话那头惶惑地表示对我的担心，我颇感动，但不想和他说太多。只要他放宽心，事情应该不会太糟糕。
打完这个电话，自然要跟父母说，自然全是编织好的谎言，我说要出趟远门，公司在香港准备开分店，即日起程，过很长一段日子才得回。爸爸问，有多久？我说几个月样子，甚至有可能在香港过年。他们习惯了我长期不回家，除了对我不能如常地陪他们看春晚表示略略失望，其他无多，他们不太在意令我放心又伤心。
至于给莎拉的这个电话，我没打算打，怕打了，她又踩着风火轮过来一通乱搞。
葛曼丽，我只拥有与其一厢情愿的感情，从未互动过，无须亲自说，庄学钟自然告知，我想都不会想她有多担心，毕竟不是庄学钟坐牢。这点我清白（清楚之意）得吓人。
最后是给公安局的那位警察朋友黎名打了个电话，我的意思是马上到他那去，不是看他，是自首。他以为我开玩笑，我说见面说。
一切搞完，四十八时，只剩下一时二十分。在孙琦指导下，我准备了准许在押人员带入监室的物品：被褥、换洗衣服、鞋（有钢片的鞋除外）袜、洗漱用具等生活必需品。在孙琦的授意下，路上花六千元买了十条顶级芙蓉王，装车。
路上，我突然想到曹爱民，给他去了个电话。我粗略地告诉他状况，要他别慌，兄弟情还在，我一人顶，顶包的事不是案件的关键，警察要问，我也不会招出他半个名字，死不认账。他还是慌地说要不要退车给我。我说别嬲乱谈。他帮我的忙，我认，他的主任可以继续做，只是要谨慎心，自己别喝酒乱说话或再搞什么事。他连说“不得，不得”。说完又关心我会怎么样。我说没事的，就是会联系不上我。他说等我没事，一定感谢我。我把笑传给他，说，你讲点别的。
到了某公安分局的门口。一卸下东西，我和孙琦像两个赶火车的民工似的拎着大包包，平生第一次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断定我不是开玩笑的这位警察朋友黎名从办公室把我带到审训室（孙琦在外等候），做完笔录，领导签字，出示拘留证，我在拘留证上签名、按指印后，手铐铐上，刑事拘留。
按道理，拘留需要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我没单位，还提出唯一的要求：不要通知我父母，老人家经不得这一吓，他们都答应。孙琦看着我被带走，又冲过来跟我说了几句要我放心和进去了千万别发火低调做人之类的话。我笑说，有数。他出了门，把我车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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