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回：万事归因终有果，权力膨胀也是祸。
四方面军战力减，丢掉老窝何时还。
上回简述了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下面我们来看看在肃反运动中革命受到多大的损失。
我们再来回忆当时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后人觉得真是不可思议。1931年9月1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发表社论说：什么是党内异己分子？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而没有正真无产阶级化的分子。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张国焘在“肃反”中还采取斩尽杀绝的十分残忍恐怖的血腥政策，究竟杀了多少知识分子，哪个说得清楚？张国焘不断加紧肃反才两个多月，仅在红4军中就肃清了1000个改逆、ab团、第三党分子和将近两千个富农。在1000个改组派中，有700多个共产党，而当时整个鄂豫皖苏区的共产党员总数才12000多人！张国焘在这一罪恶的大肃反中，“肃”掉和排斥、清洗了部队中的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干部，使红军在军事理论、作战指挥能力上大大削弱，整个部队元气大伤，战斗力日减，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上排斥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十分恶劣的严重倾向。
经过白雀园肃反，张国焘认为还没有达到清洗曾中生这位高级将领的目的。10月上旬，在泼皮河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满以为可以顺利地处理曾中生、徐向前等所谓南下的军事行动问题，斗倒曾中生。但是，许多干部仍然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红4军南下，在军事上、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军事行动方针上，虽然张国焘承认原定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他又诡辩说，军委会当初并没有决定占领安庆’的计划，只是进逼安庆，引陈调元的军队向这方面集中，然后去扫六霍。他不顾事实真相，污蔑红4军南下执行的是占领武穴，然后沿江岸往安庆的计划，是盲动冒险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论争实质上抓不住曾中生的把柄，陷于孤立，便用狡猾的政客手段，回避军事实质而不谈，转而对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一事实进行攻击。说鸡鸣河会议是“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这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最后，张国焘给曾中生加上“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武断地宣布将曾中生调离部队，接受“考察”。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据张国焘的意见，做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4军的决议——改造红4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指责红4军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认为中央分局与红4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路线上的争论。。
张国焘对曾中生等红4军领导人进行先斩后奏的宗派主义打击迫害的事情，竟得到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承认，“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局关于4军的决议、中央局的报告与4军的报告及4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之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从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个人独裁便在鄂豫皖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白雀园“肃反”中，张国焘杀害了大批红军优秀指挥员，但还嫌不够。他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的总结中说：“现在4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陈昌浩政委也指出，要“把反改工作，普遍深入到地方、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种革命组织中去”，“坚决运用这次红4军中肃反的经验与教训，深入一切武装的反改工作”，“学习前方肃反经验，利用到后方来”。
皖西是张国焘肃反的重点。他从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开刀，把党、团特委主要委员，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都打成“改组派”、“反革命”加以逮捕关押。把皖西的英山县委整个组织都打成“第三党”，从县委书记到秘书长，从苏维埃秘书长到保卫局长等都被诬为“第三党”而遭到迫害。在皖西六安、霍山“肃反”中，张国焘一次就下令杀掉六、霍两县优秀党员和干部200多人。其中，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幸免外，从县委书记到基层一般干部全部被杀。政治保卫局一次就逮捕了六安独立团班长以上干部200多人。英勇善战的英山警卫团第8连从战士到连长100多人，被政治保卫局一次杀光。（注：《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0页。）11月初，张国焘派了一个正规团到皖西霍山“肃反”，将县委直接领导的独立团集中于黑石渡，强行缴械后，竟以“第三党”、“ab团”、“改组派”的罪名，把班长以上干部全部逮捕，集中杀害于诸佛庵。（注：《不屈的共产党人》（4）第217页。）1931年冬，张国焘下令将舒传贤杀害于金家寨至麻埠之间的一座石山下的水沟边。舒传贤牺牲时年仅32岁。
以上内容是四方面军“肃反运动”有的关史料，从四方面军的军事史中得来的史实。引用这部分史料的意图，就是要反映当时“肃反扩大化”。
在大别山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张国焘下令抓捕了一批红军干部，红军干部的家属组织起来反抗，与保密局发生了冲突，这些家属用鲜血写成了一幅标语，挂在村口，内容是：“打倒军阀张国焘。”“张国焘是真正的反革命。”后来，几百村民举着标语到张国焘驻地请愿，结果几百村民全部被抓起来。由于群众的反映强烈，民愤极大，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再加之四方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多数村民才得到无罪释放。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肃反运动造成的影响是多大。
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是外行管理内行，不免要出现瞎指挥，只要是瞎指挥，结果都是一样的，教训惨重。
在如此残酷的肃反运动中，龚惊生不得不为昔日的战友考虑，何况冬子、杨春生等大批营、团、师等各级指挥员和自己有兄弟情谊，他们是龚惊生生命中的一部分。随着肃反运动的不断扩大，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加剧，在根据地的“ab团”运动也伤害了部分革命者，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军团领导开始埋怨起张国焘来。因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被错杀，一部分师、团、营级干部被隔离审查，部队战斗力下降。懂军事的不能指挥打仗，而一些只讲马列主义而无实战经验的同志却带兵作战，这样的仗，不管是用什么精神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都会吃败仗。四方面军干部向张国焘反映情况，要求将隔离审查的军事干部放回部队随军审查，遭到张国焘的训斥。徐向前在作战室也摔断了铅笔，气愤的说：“这仗无法指挥了！”
张国焘不懂军事，只会搞政治，他插手军事，将反“围剿”搞得一团糟。几个月下来，根据地越来越小，部队严重减员，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已经保不住了，寻找新的立脚点已经是当务之急。
张国焘心里急，政委陈昌浩也急，徐向前的建议不得不考虑。
张国焘要给自己下台的机会，于是召开方面军党委会，拿出个民主的姿态。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
张国焘发话了。
“今天召开四方面军党委会，对徐向前总指挥提出的，释放部分隔离审查干部，随队审查一事表决。我们按照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请大家表决。首先对龚灿（冬子）独立师干部随军审查提出表决，同意独立师三十二位军事干部随军审查的举手。”张国焘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都回看张国焘。
张国焘望着徐向前说：“总指挥，你最有发言权。我们需要一支先遣队去寻找新的落脚点，我看独立师最适合。”
这个张国焘为人狡诈，他要独立师去执行远征任务，没有冬子和那一批军事干部是不行的，而他偏偏将责任推给徐向前。
徐向前没有说话，他举起右手。
张国焘第二个举手，其他同志纷纷举手。
在会上，审议通过了二百多名军事干部随军审查的决定。
冬子出发那天，他到总部驻地向张国焘表决心，一定遵照张主席的指示，在大巴山一带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迎接张主席和四方面军领导。徐向前给他们讲了新区发展的要求。冬子和独立师干部的热情很高，他们在监狱里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大半年的时间，像佛教徒猛然醒悟，工作方式和思维理念发生了突变。他们常常称自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者，精神和意志坚强如钢。他们在全师大讲马列主义，高唱《国际歌》，在行军中，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整个部队的精神风貌大为改观。
精神和物质是虚和实两个不同概念，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不但战胜物质的匮乏，恶劣的环境，还在敌人重兵围剿之下突出重围取得胜利。独立师三千将士从根据地出发，一路血战，向四川挺进，经过几百次的艰苦战斗，终于在大巴山一带站住脚跟，并在四川、甘肃、陕西边区建立了大片游击区，为1934年初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陕甘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进入川陕甘根据地三个月后的一天，他下令将随军审查的干部重新集中关押审查。冬子和独立师的干部又被集中在一座大院里，他们的任务是集中学习马列著作，还学习张主席撰写的文章。独立师的干部通过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全师官兵已经习惯了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他们充分相信上级，完全执行上级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怨言。然而，情况让人极不乐观，冬子、杨春生、李桂熊还要接受组织审查，其余的独立师干部都重新安排了工作。
龚惊声感到事情蹊跷，他找到陈昌浩了解情况。陈昌浩告诉他，冬子、杨春生、李桂熊有重大历史问题。
龚惊生知道，他们都有历史问题，当过土匪，在军阀部队当过官，这都是清楚的。干革命的同志不是生下地就革命的，都是在各种环境中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当然有许多历史问题。佛家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诲人之语，革命队伍就必须要从根根底上澄清是非吗？这根本就是一本算不清的糊涂老账。就冬子和杨春生而言，确实当过土匪，打家劫舍的事也干过。但是，自从跟上共产党，他们对党，对人民，没有不忠诚的。李桂熊就更冤枉了，自从1925年四川陆军战败，熊克武被软禁在虎门之后，投到冬子门下，确实在旧军队里干过，但是，他是自觉地站到共产党一边的，在历史问题上肯定有不清之处，有些查无依据，可是，不能怀疑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啦。
冬子、杨春生、李桂熊被关在一个山洞里，里面关押着几十人，都是有重大嫌疑的同志。
龚惊生在送他们到监狱的路上告诉他们，这次关押不比前一次，该保持沉默就保持沉默，保住性命要紧，一旦战事吃紧，张主席又会放你们出来带兵打仗的。于是，冬子他们全然不把这里当监狱，就当学堂，当练功房。平时没有时间练习的功课，就在监狱里补上。在山洞里，有些同志大吵大闹，有的甚至辱骂张国焘，时有同志被判死刑，有的被秘密杀害，徐向前夫人就是被秘密杀害的。冬子知道，张国焘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特别是这次对独立师集中整训和对他们的关押，充分说明了他的判断。新根据地的开辟是独立师的功劳，川陕甘根据地正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时，将独立师营团干部全部撤换，并将师级领导关押，这已经证明张国焘对创建根据地有功将士有意剪除。冬子将自己的分析告诉杨春生和李桂熊，三人立即组织成攻守同盟，互相支持，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一定要保住性命，做到打不还手，辱骂不吭声，沉默保命。
1935年夏的一天，冬子再也忍耐不住满腔的怒火，他冲着看押他们的红军战士大发雷霆。
前线战事极不乐观，红军各路部队连吃败仗，监狱在日夜转移流动中。在一座大山的丛林里，冬子和几十名在押人员在转移途中，他们被捆绑着。
“前面阵地被敌人突破，你们带犯人立即转移。”一位红军干部对押送罪犯的红军战士说。
“你们是怎么指挥的？今天这里失守，明天又吃败仗，还要你们干什么！”冬子大声吼道。
“你再吼！我枪毙你！”那干部掏出手枪，顶住冬子的脑袋，情绪非常激动地说。
“冬子哥，你吼什么！现在是他们在指挥，我们是罪犯。他们干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不说了。”杨春生一边说，一边靠在冬子面前，用肩膀轻轻的碰撞冬子。
“冬子哥，不说了，不说了。”李桂熊也靠在冬子前面。
那位红军干部很悲愤的说：“最近几个月，我们吃了不少的败仗，我们也难受。你们赶快撤离吧——”他说完，转过身去，向响着密集枪炮声的地方跑步而去。
龚惊生从军部赶来，见眼前的情景，大声喊道：“军部已经转移了，你们还在磨蹭什么？！”
“报告副科长，这几个罪犯闹事，我们正在处理。”看押战士向龚惊生报告说。
“有问题到驻地再说，情况紧急，马上转移。一个都不能掉队，凡掉队或逃跑者，按通敌处理。”龚惊生说完，走到冬子跟前，轻声说：“哥，保住命要紧，跟着走吧——”
龚惊生说完，飞身上马而去。
龚惊生没有为冬子说情，因为张国焘还没有杀害他们的想法，在危难时刻，张国焘还要冬子一干人为他带兵打仗。那次徐向前的夫人遇害，龚惊生难受了几天几夜，后来他找到徐总指挥，告诉了事情的真相，徐总很伤心。但是，徐总将悲愤藏在心里，反过来安慰龚惊生。徐总希望冬子三人出来为他分忧，全部重担压在徐向前肩上，他已经无力支撑。徐向前希望冬子、杨春生、李桂熊到前线去作一线指挥官，将他们三人派到三个师去任师长，张国焘不同意。龚惊生感到欣慰的是，虽然他们被捆绑着转来转去，张国焘还是没有杀他们的想法。
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牺牲那天，龚惊生看见了。在一片树林里响起了一阵枪声，龚惊生骑马奔过去，看见保密局的战士正在处理尸体。
“龚惊生！你来干什么/”沈泽民问。
“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龚惊生说。
“我们再处决罪犯。走吧，剩下的事让他们处理。”沈泽民说。
“那是徐夫人吧。她犯了什么罪？”龚惊生问。
“反革命，公开对抗张主席。死有余辜。”沈泽民愤懑的说。
“徐总知道吗？”龚惊生问。
“龚惊生！你问这么多干嘛！这是张主席的命令，我们只有遵照命令执行！”沈泽民说完，骑上大马走了。
龚惊生无赖的看着十多位红军的遗体，长叹了一声，说：“埋了吧。”
“龚科长，他们临死时还高喊口号。”一位战士说。
“他们喊了什么口号？”龚惊生问。
“共产党万岁，打倒军阀张国焘。”战士回答。
“这话今后不能乱讲，懂没有懂？”龚惊生吩咐道。
“是！谢谢龚科长。”战士们说。
历史总有给人开玩笑的嗜好，一旦你把握不住历史的方向，留给你的是遗憾、叹息、悔恨，甚至被历史的车轮碾得血淋淋的。
正是：一旦历史不公正，群众自有人评说。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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