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训练完成后，开始空中跳伞。
天气真好，晴空万里，白云如絮，女飞行员们驾驶着机体宽宽的运输机载着一批批飞行人员飞上蔚蓝的天空，穿行在朵朵白云之间，撒下一串串的黑点；随即变成一朵朵伞花，点缀着蓝天白云，使天空充满了诗情画意。伞花一朵朵降落在地面上，从花丛中钻出一个个健儿，露出一张张兴奋的笑脸。
轮到我们登机了。大家前胸、后背挂着两个伞登上运输机（后背的是主伞，前胸的是备份伞），安坐在机舱的长条凳上。此刻，我心境平静，已无第一次跳伞时的激动和好奇，还有点不大在乎。
第一遍铃声响起，我随大家一起站起来，排着队向敞开的舱门走去。第二遍铃响，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奋力跃出机舱，冲向那深邃浩渺的天空；我自然也是毫不犹豫地跃出机舱。几秒钟后，“砰”的一声，伞开了，我觉得左腿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当时并不觉得痛）。仰头看上方，伞已完全张开。我以为万事大吉了，就按照规定调整臀部的伞带。谁知大腿一用力，左大腿的中间鼓起来了。我知道，完了，左大腿的骨头断了！（顿时，大腿断处痛起来了）我立即想到，下一步最紧要的是如何落地：落地时的强大冲击力会使断骨的骨茬刺伤大腿肌肉，甚至有可能刺穿大腿肌肉，体外露出骨头，造成严重创伤！怎么办呢？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要立即想出一个自救的办法。我想，右腿是好的，那我就用右腿托住左腿，身子尽量向右倾斜，落地时尽力向右侧倒下，以保护受伤的左腿不受落地时的冲击。也只有这个法子了：我立即如此这般地去调整自己的姿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很难看的姿势：身子斜着，两脚一高一低。跳伞教员什么时候教过你这样的落地姿势？地面的保障人员发现了，急得用手提扩音喇叭大喊：“并拢腿！并拢腿！……听见没有？并拢腿！……”我心想：我能并拢腿吗？一条腿断了，并不了啦！但我无法回答他的呼叫，空地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我的回答他们是听不见的。落地时，我趁势向右侧倒下，受伤的左腿没受到撞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位保障人员飞快地跑过来，愤怒地吼道：“叫你并拢腿、并拢腿，你为什么不并拢腿？你看你，现在……”我叹息道：“并不了啦，腿在空中就断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不再说什么了。
救护车立即开过来，车上跳下几个医护人员，给我的左腿用纱布捆了个托板，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伞兵师的医务所。
我躺在医务所的病床上，心情很不好：第一次跳伞都很顺利；第二次跳，有经验了，更熟练了，怎么反倒出事了呢？我想，这个事儿只能是怪我自己太大意了：如果严格按照跳伞教员的要求，注意出舱时并拢两只脚，即使因混乱气流的吹刮被伞绳挂住了腿脚，也只是被开伞时的冲击力把人拉得在空中翻一个筋斗，有惊无险，出不了事故。当时教员虽然讲了跳出机舱时要并拢脚，但没有讲为什么要并拢脚，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以为这只是一系列动作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动作。麻痹大意呀，悔之晚矣！更糟糕的是，一条腿断了，我将终身夹着双拐，靠一条腿艰难地行走，那个形象实在是太可怕了！这使我想起儿时看见过的伤残乞讨者：满脸的皱纹和杂乱的胡须，全身干瘦干瘦的，身穿褴褛衣，扶着双拐，一只脚穿着破胶鞋，一只脚用草绳紥着裤脚管，手里拿个破碗，哀声悲叹地沿街乞讨……我才0岁啊，难道我的后半生也要如此度过吗？
本机组的同志，原航校的同学，还有各级领导，都来看望我，表示一定会弄清事故原因，要我安心治疗。航校老同学鲍广义替我领来了一个多月的伙食费110元。我顺手把钱放在了枕头下面。
伞兵师医务所的医生认为本所条件有限，建议送往开封市最好的医院——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部队领导征询我本人同意后，由伞兵师派出救护车直送附属医院。
进入骨科病房，安顿下来后，我检查枕头下面的那包钱，发现少了60元。在那个年代，60元不是个数目，是地方上的干部近两个月的工资呢。部队每天都派人来看望我，我就把丢钱的情况告诉来看望我的航空医生（每个团设有一名航空医生，专门负责全团飞行人员的保健，上飞机前、下飞机后的简单体检，以及膳食的营养搭配等）。他答应我回去向上级反映，让上级请伞兵师方面查一查。因为当时送我入院的个人都是伞兵师的，一位医生，一位护士，一位救护车司机；我的东西收拾、担架上下车都是他们三位一手操办的。
第二天航空医生来告诉我：“伞兵师派人查询了，个人都说没拿，又没有什么证据，这事儿查不出来。”我说：“算了。”心想：人都这样了，钱丢了就丢了吧！后来我想，这个“见财起意”的人还是有点良心的：他本来可以将110元全部拿走；看我伤成那个样子，不忍心，居然还给我留下了50元。诚如古人所言：“盗亦有道”啊！
经拍光片检查后，骨科医生告诉我：“大腿斜形骨折，内中还有碎骨一块，腿内出血，所以大腿肿大。”我问：“能治好吗？”医生答：“能治好。”“骨头都断了，怎么治呢？”“接上。”“接得上吗？”“接得上，接上后骨头就会慢慢长牢。”我大喜过望：骨头断了还会自己生长？还能长牢？我原以为皮肉是血肉做的，会生长；骨头就像是一根扁担，断了就断了，接不上的。谁知骨头也能接上，还能长牢，真是太好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对未来又燃起了新的希望。——我过早地离开学校，过早地进入社会，在知识上还存在着不少的盲点，所以常常是“盲人骑瞎马，胆大胡乱行！”
医生用一根钢条插进我的左膝盖的骨缝中，然后在钢条两端套上两根钢绳，钢绳穿过牵引器后，再在钢绳的下端吊上几个沉重的铁圈，从而产生重力，把断腿拉开、对上，让它生长、长牢。
部队在跳伞活动结束后回驻地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住在开封市的医院里。
我住的那间病房一共住了个人。另两人，一位是50几岁的煤矿工人，因为煤矿塌方，被煤块砸断了大腿。一个是五六岁的农村孩，爬墙头玩，跌下来，跌断了腿。个人都是一个疗法：用牵引机牵引复位后，再打上石膏绷带。孩的母亲大约0几岁，日夜守护在床前，晚上就和儿子挤在一张床上睡。那时候医院里没那么多的规矩，只要你自己能躺下，不碍医院的事，没人干涉你。
寂寞的医院生活使人变得喜欢交谈，他们对我问这问那。那位妇女更是嘴勤、手勤、脚勤，你想要干什么，她立马给你办，以能服务病友为乐事。
静下来后，我想妈妈了，就给妈妈写了封报平安的信——没把负伤的事情告诉她。告诉她也于事无补，徒然增加她的忧虑，何苦呢！
我把信交给那位负责我们病房的年轻女护士，并附上邮费，请她替我寄出。她满口答应，收下了信和钱。
第二天我问她：“信，替我寄了吗？”她一愣：“哎呀，忘了！今天下班我一定给你寄。”我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女护士离开后，老矿工对我说：“这个人也太不负责了，你怎么不说她几句？”我说：“她本来可以这样回答：寄了。然后再悄悄地补寄，没人会发现的。她能如实地回答，说明这个年轻人诚实、单纯，是个好青年，用不着再说她什么了。”
老工人佩服地竖了竖大拇指：“大军同志高见！”
我受到群众的赞扬，心里也高兴。这是我长期接受长辈、领导熏陶、教育的结果，从母亲到部队的几位指导员，到赵科长、老班长，到团通讯主任，他们都是这样教导我：要能换位思考，体谅别人；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影响了我，要我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巨大而终身的！
日日夜夜躺在病床上，烦闷无聊，就回忆亲人，回忆领导，回忆同志，回忆我那短暂的人生道路……在回忆中消磨时光。
有生以来没有这么闲过：大白天干躺在病床上，就和两位病友闲谈，谈到无话可说时就昏睡：一会儿睡着，一会儿醒来。晚上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人躺在黑暗中，思绪却飞向远方：机场周边，山清水秀，柳暗花明……晴空万里，白云如絮，轰炸机怒吼着，腾空而起，飞向浩渺的天空……飞机进入靶场，投下炸弹，炸弹象一颗黑色的螺丝钉，旋转着拧进透明的大气之中，在靶场开出一朵灰色的、越开越大的花……可是现实的我，却只能平躺在病床上，连翻身都不能。越睡不着就越焦躁，越焦躁就越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尽力克制着自己的焦躁情绪，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虽然是每天4时都躺在床上，也要订一个作息制度，形成有规律的生活，才不会日夜颠倒、时差混乱。于是，我请那位女护士替我向附近的图书馆借书和买每天的报纸。白天看看书报，和病友们聊天：南京的城隍，北京的土地……随便闲扯。总之，白天坚决不入眠。晚上9点，准时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早晨6点睁开眼睛，算是起床了。有规律的生活使我不失眠了，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
两个月中打了两次石膏绷带正骨形。
两个月后，经光检查，医生告诉我：“腿骨长好了，稍微有点错位，腿短了一点点。走路没问题，但会有点拐。”
怎么到腿骨长好了才告诉我错位了？早干什么去了（可能这就是他们对一般患者的治疗标准：能走路就行，有点拐没关系。看来他们一方面是治病救人的行善者，一方面又是应付工作的马虎人。一般老百姓治到这种程度，受经济条件限制，也就会算了。算了，算了，就当一辈子拐子吧！唉，我为我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而感到悲哀）？
我不满意这个治疗结果，向部队领导写信，要求去医疗技术和设备更好一些的长春空军医院治疗。（我在长春航空预科学习时知道长春有一所很好的空军医院。）
部队领导接到我的信后，派了一位年轻的医助来送我去长春空军医院。
临出院时，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对我说：“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您是飞行员，现在才知道（大概是我部的那位医助这次到来后才告诉了他）。照顾不周，请多原谅。”我回答：“甭客气。麻烦你们了，谢谢。”心里却在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腿没治好，只能是把希望寄托在长春空军医院那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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