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分配到这支部队后不久，部队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飞行事故。
那天，我们机组4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看见一架轰炸机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向机场降落；但没能降下去，又拉起来了。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复飞”；就是说，飞机的降落状态有问题，地面指挥员就命令飞行员把飞机拉起来，围着机场转一圈后重新着陆。我们的机长看着“复飞”的飞机说了一句：“肯定是个新手，降落动作出毛病啦！”
我们的机长原是一名陆军战士，从5期飞行学员班毕业后，分到部队，直接晋升为副排；不久又晋升为正排。他的文化很低，只读过初，字写得歪歪扭扭，人长得也矮胖憨厚，其貌不扬；却飞得非常好，在航校学习飞行时，飞每个科目都是早早地放单飞。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具有飞行天赋，特别能适应飞行状态”的人。
领航员是个知识分子，初中生，比我早一年参军，在陆军时是副排，现在是正排。
射击员，高文化，比我晚两年参军，原是陆军战士，性格还跟孩子似的单纯、随和，航校毕业后晋升为副排。
我们4个人文化程度不同，籍贯不同，性格不同，却相处得非常好。4个人同进同出，亲密无间——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将要心连心地紧密配合，在万里长空和空中的敌人、地面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同生共死，荣辱与共！就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们所说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生死相依、祸福相连的亲密战友！
吃完中饭后，我们一同走出食堂，又看见一架轰炸机在“复飞”。机长说：“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架？如果还是那架，就是遇到大麻烦了。”等我们走到宿舍门口时，又都关心地抬头望天，却不见那架飞机了。我们都认为它已经安全降落了，就都放心地进屋睡午觉。
午觉醒来时传来消息，说是摔了一架飞机。我们议论，可能就是刚才看到的那架，它不是降落了，而是摔了！摔在哪里？机上人员怎样了？……带着同情和关切，我们不断地打听。
传来了确凿的消息：飞机摔在机场之外。驾驶飞机的是一个期飞行学员，因为飞得不错，已提升为中队长。按说，在我们师，他也算是个老飞行员了，这次怎么就摔了呢？听说飞行员、领航员、通讯员都随机坠落，牺牲了！只有射击员在飞机掉下的那一刹那间跳伞，但因高度太低，伞还没完全张开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摔伤了腰，已急送医院治疗。
我们想去现场看看，领导不让，说是只让调查组接近摔了的飞机，其他人一律不得靠近；对空勤人员更是不准去看，怕引起我们心理上的不良反应——摔飞机的现场肯定是惨不忍睹！
接着便是全师停飞，各单位、每个人都要检查事故苗头，自己提出整改办法，以便及早地防范于未然。
军区空军组成了调查组来到现场调查，分析事故原因，并将提出整改意见。
几天后，召开了全师空、地勤人员大会。在大会上主讲事故调查情况及结论的是调查组组长、军区空军司令员曹里怀。曹里怀原是陆军的一位军长，不会飞。由他来主讲，能讲清楚吗？我有点怀疑。谁知他一开讲，就像个航空专家似的，对杜—飞机的构造、性能，当天的飞机飞行状态等等，谈得细致入微，技术名词脱口而出，不说空话、套话，更无外行话。这使我大吃一惊：一个40多岁的军级干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能掌握如此多的航空科学知识，并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真是太了不起了！他还说：“我们的调查是实事求是的，是客观的，调查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以互相探讨、争论。譬如我就和顾问同志产生过分歧，通过争论，才统一了意见。”穿着便衣的苏联顾问就坐在他的旁边，听说是一位苏联空军中将。能和苏联空军中将展开争论，没有相当的航空知识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曹司令员的航空知识造诣之深。
调查组的最后结论是：飞行员把副翼上的调整片用反了。
曹司令员叹息道：“一个飞了几年的飞行员，怎么连调整片都会用反了呢？犯的是一个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
我想，他可能是一时疏忽，把调整片用反了。后来飞机降不下来，老是复飞，心慌了；越慌越找不到原因，以至于在慌乱中出现操纵失误，造成飞机坠落。
那个射击员是在没有得到机长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跳伞的。此前，这位射击员在和另一位飞行员一起飞行时，也曾发生过一次重大事故：飞机降落时“拿大顶”，机头被压碎，飞机便直挺挺地竖立在跑道上。射击员的座舱是在飞机尾部，飞机一“拿大顶”，尾巴高高翘起，他就被置于最高处下不来。因为担心飞机会爆炸、起火，他等不及人家来救援，就立即爬出座舱，抱着机身往下滑，落地后迅速远离飞机。说明这个射击员是相当机灵的。有过这样一次遇险的经历后，使他对此次飞机的多次复飞十分警惕，就严密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状态和飞行高度，随时作好紧急跳伞的准备。当他发现飞机在快速下坠时，没得到跳伞的命令就自作主张地坚决跳伞。这个射击员真倒霉，两次大事故都叫他给摊上了，却都能死里逃生。尤其是这后一次，那个“生”与“死”是按一秒的几分之几来划分的，应该说是十分机警、也十分幸运。曹司令员对他的评定是：“该射击员未得命令，擅自跳伞，是错误的，应该批评、处分；但他能密切地关注飞机的飞行状态，敏锐地发现飞机在不正常地掉高度，机警、果断地跳伞；结果飞机摔了，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应该表扬、嘉奖。他是既有功，也有过，那就功过相抵吧：既不批评，也不表扬；既不处分，也不嘉奖。”会后，飞行人员议论：“他要是跳出来后飞机没摔，那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曹司令员还告诫我们：一是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基本操作动作要做到十分纯熟，即使在战斗中负伤、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也要能凭感觉下意识地将飞机开回机场、安全降落。一是在空中遇到意外情况要沉着、冷静，仔细观察、思考，找出原因，正确处理。如果遇事慌张，故障也会酿成大问题……
司令员的话，语重心长，金玉良言啊！
曹司令员讲话之后是苏联顾问讲话。他基本上是重复了曹司令员的意见，这说明他们的意见已是完全一致了。
为苏联顾问当翻译的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白种年轻人，个子高高的，中国话却“地道”得惊人，讲得简直比中国人还要“中国”。这是个什么人？外国人怎么能讲一口这么好的中国话？后来才知道，此人是个“二毛子”（东北土话，指华、俄两国血统的混血儿。东北人称俄国人为“老毛子”，所以就称华、俄混血儿为“二毛子”），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但其长相绝对像俄国人。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我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舅子。
对曹里怀司令员的学习、进取精神，我十分钦佩，便有心地在图书馆的书报刊物中查找他的履历。得知他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七里乡下洞曹家，读过初中。19八年参加湘南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经历过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一贯对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很感兴趣，一贯努力学习新的军事知识，并在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地学习、掌握、运用。部队缴获了敌人的几辆坦克，他就向俘虏过来的坦克手学习驾驶坦克，钻研坦克的性能。打天津时，他坐在一辆坦克里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带头冲锋陷阵，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战士们兴奋地喊道：“副军长（当时他任副军长）坐着坦克冲在最前面啦！”于是，人人奋勇争先，个个向前冲杀！天津敌人的防守阵地被迅速突破！1949年他出任军长。1951年率一个军入朝参战。195年调空军。1954年夏向我们作报告时，调入空军才两年多一点，已经45岁了。这么大年纪的军级干部能如此扎实、刻苦地学习航空知识，在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确实很不简单！1955年评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一位又红又专的老红军干部！我们学习的榜样！党的宝贵财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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