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国家的，开始于夏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国家这个词是阶层的产物，拥有阶层最丰厚的物质、享有阶层最高荣誉的人成为了首脑，使之成为国家建立者。
中国古代的发展一直处于一个奇怪的圈子，自从国家开始就开始出现。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视为理所应当，似乎这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权利。下层的行政官署和平民则必须遵守礼教与所谓的王道，官员要奉公廉洁或遵守王道、平民则刻苦勤劳和任其索取，都必须遵守统治阶层所规定的条款。最后他们没得选择，只能服从。如果违反了规则，就被统治者认为是与上天为敌，他们自认为是上天下凡的神灵，底下的只不过是一块块可砌的城砖。
或许古代出现过个强大的君主和所称的仁君，他们的统治手段或许很高明，让中华的文治武功传之四方，或统治下层的手段温柔，使得被统治者俯首帖耳。但他们的所统治的性质却是一样的，为的都是使下层更好的成为上层的工具，忠心的奴仆。
同时这上层和下层也是有着对立的矛盾，这就是。也有双重含义，一种是国家统治力的衰退，控制力的减弱所产生的边界减少，这种主要是对豪强、贵族（是为官吏）的控减。另外一种是国家统治力并未减少，剥削过大，物质生产力不足（或许是天灾及人祸），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起了动乱，这是无可奈何的反抗。在两种中，第一种突破的危害远远大于第二种。虽然在历史上有许多次第二种突破式的动乱，甚至还成功的例子，可在三千多年的国家中，毕竟所在的比例是的。第一种突破式动乱可以说国家的更新或势力划分的重新洗牌。成为新的国家开始，又是一轮为了限制这种突破的防治。接着又是重新的又一次洗牌，这种例子在中国最为明显的就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是第二种不重要，统治者对于第二种的把握其实还是适中，平民中的农民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尤其是帝国统治前中期，对于平民的剥削还是有的，虽然有规模反抗，但不影响其总体结构。其实也可以说吗平民中大部分中的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带有的奴性所造成的，在未觉醒的古代，农民是国家物质基础的创造者，但农民对自身的重要性却远远不及第一种的贵族、豪强，这是千年的奴性统治迫压的。在秦代商鞅变法中，将农的地位爬升，即所谓的“士农工商”。但回望三千年历史真的做到了吗？答案是没有。
统治者需要的永远只是服从，在可控范围给许稍稍的“优惠”。如果突破了，往往就是镇压，并以上天的名义加以指责，这就是统治者的真实面目。他们往往会将责任横加于下层，自身的糜烂则是天经地义。统治者认为他们就是大树的树干，其他枝叶，枝叶掉了可以再长，根则是永远好的。其实，这种说法我们并不能加以否定，在一定时期，在没有突破时，这种辩证的确是正确的。可但突破了，树根和枝叶就会调转位置，掌握的下层成为了根部，自认为代表国家的统治者成为了枝叶。这种奇怪的现象对于中国的发展，显现的尤为突出。
，是上下层必须衡量的尺度。它是一把尺子，也是一杆秤。在这里引用唐代谏臣魏征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稍加改动“以限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度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为首，可以明得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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