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诫子书
正如皇帝登基继位要讲究名正言顺一样，每个朝代在兴替之初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正统，也就是合法性问题。
比如汉高祖皇帝原本只是一个亭长，比六国贵族不知低贱了多少，凭什么最后是他坐天下？又凭什么是刘氏世世代代为天子而不会轮到别人？
当然，普通的底层黎庶是不会考虑这些事的，他们在乎的只是皇帝与臣子能不能让他们太平安生的过日子，但他们也需要一个永永尊奉刘氏的理由。而且治理一个国家首要的还是知识分子，越聪明的知识分子就越比普通黎庶要难说服，所以在汉代建国之初，刘氏就一直在急于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用来解释上述的两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只要一直存在，刘氏的皇位就不能说是万年永固。
幸而在孝武皇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所提出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刘氏的燃眉之急，更是妥善的解决了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以及刘氏受命于天，治理万民的合法性问题。
那个人的名字，叫董仲舒。
他将先秦传统儒家学说与法家刑名之术、阴阳家思想结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为中心的所谓的新儒学，也就是今文经学。里面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理论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经学也由此成为汉代官方的主流思想，从此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
但是随着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今文经学自身开始出现偏离了经文微言大义的道路，变得繁复而空洞，已经不适用于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论需要。已经渐成气候的古文经学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争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经的都是关西士族、通习今文经的则是关东士族，古文经学之争，由此也演变成了关东关西两方政治集团与学阀的较量。
这一争，便是两百多年。
对于皇帝来说，只要符合当前时代的需要，古今经学那个占主流都无所谓，而曹操有罪无罪，也全在皇帝一念之间。之所以要搞出这么大的议论，其实还是想借此机会试图改革贯穿汉代四百多年的古今经学的分歧，将其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新的儒学。
{}/ “理不辩不清，道不辩不明。”皇帝反驳道：“郑君学贯古今经学，通习各经，是当世少有的通儒。若不借此一辩，如何得知孰优孰劣？而且太学是教授道理、研习学问的地方，焉能将郑君这样的大儒拒之门外？”
崔烈本来是揣度圣意，想迎合皇帝的，没料到会错了意思。他把话强行圆了回来，支吾着说道：“唯，陛下说的甚是，正如当年孝宣皇帝于石渠阁、孝章皇帝于白虎殿召集诸儒议论一般，总得采集众议，兼听则明。”
“正是这么个道理。”皇帝点了点头，说道：“当初孝宣皇帝召集诸儒，试图论定五经同异，以求殊途同归之法，奈何众说纷纭，难以统一说辞。直到孝章皇帝亲临裁决白虎观会议，这才勉强将二者融洽，如今轮到我辈，岂能不继承先贤遗愿，博采众长，将古今两家汇为一经？”
“这”
众人没有料到皇帝没有打压古文经的想法，反倒是想将二者融会贯通、结合成一家的理念，这让他们先前对古文经的肆意批判显得十分尴尬，相比之下，还是桓典会说话。
古今经学并不是不能兼容，好比郑玄既精通古文经，又通晓今文经，是两家经学的集大成者，可以看出在东汉中后期的时候，古文经学已经有融合的苗头。皇帝想做的，就是破除了过去古今经学的桎梏，由自己主导古今经学二者合一的历史进程，并从中添加自己的思想。
这次议论只是个开始，想必郑玄那一边也是有这么个想法，不然他也不会眼巴巴的跑到长安来，还亲自为马日磾等人张目、推动这一场因曹操而起的辩论。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皇帝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正所谓微言大义，有繁复虚饰则删，有不合时宜则改，当年光武皇帝删改五经章句数十万字，以定经传。如今正逢诸大儒在朝，何不趁太学议论，再编撰一部继春秋繁露、白虎通义之后的经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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