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知道这些法币是有问题的，但是偏偏看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这让牛士强他们感到非常窝心。
他们从这批货币中挑选了出了一些，分别存到国民政府开设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想充分利用民国政府的国有银行的专业水平，来帮助分析和鉴定这些货币，但是结果没有出乎他们的预料，这些货币都通过了鉴定，没有任何问题，全都被顺利地存入银行。
这就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了，如果这些纸币都是真品的话，日本人就不用费这么大的气力，千里迢迢从本土运来，还要搞一个什么“杉机关”，偷偷摸摸地用化整为零的形式把他们花出去，这实在是解释不通啊。
同学们经过一番讨论觉得，既然这个事件和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币有关，那么最好是将这一情况通过一定的渠道报告给民国政府。
现在全国上下结成了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在大方向上摒弃前嫌，联起手来一致抗日，那么就更应该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民国政府。当然这一切首先要向自己的党组织和上级汇报，只有通过了上级的批准，才好行事。
上级领导对他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十分重视，觉得这个事件十分重大，他们通过特殊渠道及时与民国政府取得了联系，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他们。
连日来山城重庆都笼罩在连绵的阴雨之中，铅黑色的天空显得沉重而阴郁。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内也是心情烦躁、坐立不安。前方的战事非常激烈和胶着，各处的战报如雪片般纷纷飞来，军费开支不断飙升，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是囊中羞涩、债台高筑。
这种种的压力最后都会传递到他这个抗日总指挥的身上，令他感到有些不堪重负，只得强打起精神，勉为应付。
这时，侍从官敲门进来，送上来一份机密文件。蒋介石打开一看，脸上立刻现出愤怒之色，刚要张口大声骂上几句“娘希匹”，但是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最高统帅毕竟还是要有点风度的，不能开口闭口就骂娘。
只得举起手臂，啪的一巴掌拍在了桌案之上，吓得在一旁站立等候的侍从官一个哆嗦。
蒋介石背着双手，在屋子里面踱了几圈，然后又坐了下来，提起笔来，在文件上刷刷地写下了几个大字：“兹事重大，请财政部与军统速查。”然后交给了等在一旁的侍从官。
没过多久，重庆方面对共产党的这次情况反映，给予了回复，对共产党提供的情报表示感谢。同时，共产党延安总部得到了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军统的两份绝密情报的通报。
第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占领了香港。由于日军的突然袭击，使得国民政府的大量机构在仓促之间来不及撤退。
日军的特高科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以及还没有来得及运走的造币机器，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刚刚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十元面额纸币和部分印钞机器。
不久之后，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一批五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以及一些印钞机和法币编码。
第二，1942年一艘德国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截获了一艘美国商船，他们在商船上查获了大批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半成品法币，金额有十多亿元。这些法币的印刷工序基本完工，仅仅没有印上号码和符号。
由于德国和日本同属轴心国，所以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德军将这些缴获的半成品移交给了日方，以上这些物品都被日本秘密运送回本土。
赵高峰他们接到了上级传来的情况说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缴获了民国政府的货币印刷设备和大量半成品纸币，这样他们运回日本稍事加工，制造出来的成品不就是真钞吗？
怪不得牛士强他们手里的这些法币怎么看都看不出破绽。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日本人有了这些战利品做铺垫，那么，他们要制造更多的假钞应该变得轻而易举了。
如果大量的假钞被投放到中国市场的话，那样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让他们不敢再往深处想下去了。
其实这场日本人精心策划的假币战争，在多年前就开始暗中布置了，国民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异常严峻的局面。
日本印制假币的计划首先由一个名叫山本宪藏的人提出，这家伙是一个中国通。他在中国多地考察了中国法币的流通情况，并同日本国内的造币专家井上源进行了认真的论证，写成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这一报告，上呈给日本陆军总部，得到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批准。
于是他们开始了法币的伪造工作。为此，陆军参谋本部特意成立了一个杉机关，杉机关的总部设在上海，由企业家坂田诚盛和日本陆军参谋冈田芳政中佐主要负责。
所以，杉机关又被称作坂田机关。具体的假钞仿制工作，则放在了日本本土的神奈川县的川崎市。由日本陆军第九科研所，又称“登户研究所”来实施。（现在的日本明治大学校区里还有2幢当时用来制造假币的车间）
登户研究所召集了国内顶尖的假钞制造方面的专家和众多的能工巧匠，花费了大量精力，终于制造出仿真度很高的假钞。
后来又得到了日军缴获的战利品，这些造币机器和半成品给假币制造提供了大力帮助，制假工作更是如虎添翼，造出来的假币几可乱真，几乎不存在真钞与假钞的分别。
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掠夺大量的财物，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货币秩序，妄图造成中国政府的法币和金融体系的崩溃，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战而胜。
日本人进行的这个假币战争其目的十分阴险毒辣，几位同学终于对这个恶毒的计划有了大致的认识。问题是怎样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尽量减少损失，这成为了他们当务之急的首要问题。
打击假币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源头上摧毁假币的制作场所，这一点看样子是不可能了。因为根据情报分析，制造假币的场所远在日本本土，以目前的条件和能力来说，要将它彻底摧毁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么只有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在假币的流通使用环节中对它进行打击，设置障碍，从而缓解假币的流通和危害。但是这方面的细节他们也仅仅是刚开始了解，目前只知道民华公司的一些细枝末节，民华公司的假币来源究竟是哪里，这还需要进一步侦查。
从上次日本间谍小岛的口供来看，民华公司上头的那个杉机关所处的位置显得十分重要，它非常有可能就是日本本土和上海两地之间联系的关键环节，发挥着假币集散中心的至关作用。所以，只要找到了杉机关总部在上海的所在，那么也就能找到假币的存放中心了。
但是，要找到它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几个同学本来想设法找出小岛的上级，也就那个代号“白狐”的间谍，然后顺藤摸瓜，估计就可以找到杉机关的总部。
但是这个“白狐”把自己隐藏得很好，连他的下级也没有见过他的面，想要对他进行抓捕，谈何容易呀。
几个人想了半天都不得要领，目前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加强对民华公司的监控，所有的人员来往、车辆进出都不能放过，全都要追踪到底。
黄非金提出了异议：“这样的工作量太大了，效率不高不去说了，最主要的是容易出错和暴露。民华公司的确是一个特务窝点，但不一定代表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特务，为了作为掩护，他们开展的业务中也应该有正常的业务吧，不可能全部都是特务活动，所以一股脑儿的全盘监控恐怕事倍功半。”
另外几个都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看着，这个道理其实他们也知道，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在好办法出现之前，也只好采用这个最最原始的笨办法先将就着了。
章丽在一旁叹了口气说：“唉，这个时代太落后了，我真的很怀念我们那个信息时代，跟踪一个人只要看摄像头的视屏，想要信息资料可以在百度上查，也可以问数据公司购买，这多方便呀。”
她的这一句话像是在黑暗里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希望的光明。是呀，应该开拓思路，不能局限于眼前的小框框，禁锢自己的思维。
在这个年代有数据公司吗？有啊，电话局、工商局不就是存有大量的信息资料吗？虽然没有视频监控，但是电话监听还是可以做到的。没有人员和技术，可以找外援呀，军统有的是人才设备，还有威廉呢，关键时候他也可以帮忙的。
这一下，大家的脑细胞被激活了，思路也变得开阔起来。可以到电话局去查看通话记录，看看他们的电话都是打到哪里？哪些地方的频率高？
可以到工商局去采集信息，看看民华公司有没有上级母公司？在全市范围内查找与民华公司相似的日资公司，比如差不多的注册资本，相近的注册时间。它们之间有无业务往来？
因为小岛交代，像民华公司这样的分支机构在上海还有好几家。也许通过这样的查找和筛选可以找到另外的几家。它们都应该和一个共同目标发生关系，那就是杉机关的上海总部。
电话监听就更加直接了，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想到这些，他们个个都变得兴奋起来，按照这个思路，找到杉机关上海总部应该是指日可待！他们立即趁热打铁，根据这一思路拟定了一个详尽的行动方案，向组织上报。。
这是在谍报方面的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军统高度赞同这个行动方案，主动承担了对民华公司的电话监听工作，剩下的工作主要交给共产党方面，他们在一旁配合。
共产党这边也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由赵高峰、黄非金主要负责，另外还有一些潜伏在上海的同志一起配合行动。于是一张针对民华公司与杉机关上海总部的侦查大网撒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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