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临淮侯还是魏国公出任南京守备勋臣这种事情，说实话高务实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南京三大巨头，真正管事的南京兵部尚书，代表皇帝监督南京众官的，是南京镇守太监，至于南京守备勋臣，其实大多数时候也就是挂名而已。毕竟南京治下的勋贵比起北京勋贵来说，只有更烂，绝无更好，这一点看看当初倭寇肆虐时南京及周边卫所兵的表现就知道，根本不用对他们的战斗力有半点指望。
南京守备勋臣当然也不是只能管理那点卫所兵，实际上还对“客军”有一定的制约能力，譬如刘显当时镇守狼山，就属于南京直接分管的四川籍客军，他需要仰仗南京方面协调调度、后勤补给等，所以南京守备勋臣在名义上也是他的上级，如果克扣他的补给，他也是很难受的。更甚一步就是像徐鹏举这样，直接向南京兵部告刁状，说他不听调遣、为非作歹等，一般而言南京兵部会给南京守备勋臣这个面子——毕竟人家是上级，也是自己的同僚不是？
但南京守备勋臣平时的“功能”也就仅止于此了，除非高务实现在突发奇想要去南方圈地，其中涉及了卫所下辖的地区，那倒是南京守备勋臣有权力协调甚至拍板的，否则他没有丝毫用得上人家的地方——既然没有利用价值，当然也就不会在意。
不过，李宗城既然代表李言恭眼巴巴的靠上来，高务实也不会故作清高的拒之门外，摆出一副我三伯做事完全是公事公办，谁做南京守备勋臣，朝廷自会从大局考虑的模样来。
不言利，只言义？那是脑子有毛病，绝非他高侍读的风范。
高侍读的风范是，没有利益，创造利益也要争取。
南京守备勋臣能创造什么利益？
嗯，短期利益好像真的很难找，倒是长远利益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就譬如说刚才提到的圈地——南京，或者放宽泛一点说东南诸省——卫所占地是很多的，其中田地当然不少，但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些烂七八糟的“烂地”。那些地放在一群丘八大爷手里根本创造不出什么价值、什么效益，更别提这群丘八大爷现在兵不兵、农不农、工不工、匠不匠，简直是一群四不像。
(ex){}&/ 内守备，就是南京镇守太监，由中官出任，最有名的南京镇守太监是郑和。
外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皆武臣。
而文臣者，必是南京兵部尚书，并加“参赞机务”。
按照这个最初设置来看，仅仅只是“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原本最低，但是跟北京方面一样，文臣地位提升之后，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反而成了权力最重的那个人。
外守备和协同守备按例都是勋臣担当——说到这里，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何徐鹏举一出事，临淮侯长子李言恭就急急忙忙来京了。
早在嘉靖末年，徐鹏举就是南京外守备，而协同守备则正是临淮侯李庭竹。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为南京振武营兵变之事，南京三巨头(实际四人)都吃到了惩罚：外守备徐鹏举策励供职，协同守备李庭竹闲住，南京兵部尚书张鏊致仕，内守备何绶降三级征还。
这一次，最倒霉的是张鏊，直接被勒令退休；其次是镇守太监何绶，连降三级不说，被召回北京宫中，丢了大权；再就是协守李庭竹，所谓“闲住”，全称叫“冠带闲住”，意思是保留官职不撤，但只能呆在家里反省，不准去管事了，放在后世大概相当于停职反省；被罚最轻的是徐鹏举，继续任职不说，还被勉励了一番。
想必那个时候，李庭竹心里对徐鹏举就很是不满了——振武营那次的事，徐鹏举的表现很糟糕，被兵变士卒讥讽为草包，最后他李庭竹的惩罚却反在徐鹏举之上。高务实琢磨着，李庭竹可能认为朝廷对南京守备勋臣一职包容度比较高，毕竟勋臣虽然已经没什么大用，但终归代表朝廷颜面，是以这次徐鹏举出事，李庭竹立刻跳了出来，毕竟在南京，离守备勋臣最近的就是他嘛。
因果关系倒是弄明白了，但怎么从这里头捞到最大的好处，高务实却一时囿于自己地位不够，始终没能理出个头绪，到最后只好先定下一个思路：先看李宗城见了自己之后打算怎么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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