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隆，一道惊雷炸响。什么东西那么吵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说完之后果然安静了下来，我继续去睡觉，睡着睡着突然觉得有点冷。
凭感觉去脚边拉一下被子发现没有而且模着硬邦邦的，我不是在家睡觉吗？强烈的呕吐感充斥着身体，意识逐渐与身躯融为一体，感知能力回溯涌动，迷迷糊糊慢慢睁开疲惫不堪发红的双眼向四周看去，然后慢慢伸个懒腰从床上起来。
看着四周的老物件感觉十分眼熟想毕是我回到了老时候了，看了一下老黄历今年是197八了改革开放元年了，桌子上的搪瓷杯 总是写满着各种宣传语，针线筐一般都是竹或者其它材料编制的筐，针线筐是专门用来放针、线、布、剪刀的。是妈妈专用的，这可是做针线活必不可少的东西！
母亲有一个针线筐，儿时，我常常围在它身边。
我们有时候管它叫针线筐有时间管它叫鞋筐子，直径五十厘米左右，高十厘米左右，是平底的圆筐，主要用来盛放针头线脑和碎布之类的。它是用一种白柳条编成的，这可是那时候嫁女时陪送的家具之一。
听老一辈说那时候闺女出嫁时母亲差不多都会给出嫁的女儿一个针线筐，而出嫁的女儿认为根本用不上它，就不想要。结果母亲执意给女儿买了一个，并对她说：得要，要这个吉
利！
母亲的话总是有说服力的，虽然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来，但是就吉利这两个字儿就已经饱含着母亲对女儿的美好祝福了！虽然女儿觉得它太大，太占地方，但是最后还是收下了。
结婚后，家里的衣服和鞋子基本都是到超市购买成品，基本不做针线活了，所以也很少用到它。只好把它放在床底藏起来，等到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就将这个尘封的鞋筐和其它的旧家俱一起拉回婆婆家里去了。
随着岁月蹉跎，我发现这个家什么还真是少不了。毕竟，有些针儿线儿需要有地方放，于是就将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蓝色小塑料筐当成了针线筐，里面也盛满了一些针头线脑。（说一下这里的我指出嫁的女儿）
将我那个小针线筐放好，我不禁又想起儿时的光景来了。
那时，母亲的针线筐里总有很多碎布头。
那个年代，人们是自己卖布，让裁缝给做衣服的。裁缝做完衣服后，还会将那些剩下的布头一并送回来。我们的棉袄则是母亲亲自剪裁然后缝制的。
因此，这些碎布头，就有了各种形状和花色和质地。有长条形的，也有三角形的；有蓝的，有白的，有黑的，也有粉色、红色、绿色；有的是清一色的，也有方格的、圆点的；有的确良，也有老粗布，还有条子绒的……
母亲的针线筐里当然也少不了那些针头线脑。
那些长短不一的缝衣针都是斜插在线穗上的，为的就是防止针尖伤着人。每年，我们都要到门市部去买几桄线，有黑的，也有白的。买回来的线是散桄的，就是成大圈的，需要我们把它缠成线穗儿。
这个活儿必需是两个人才能完成。我往往就是那个撑线的，用双手将线圈撑直，线圈就成了一个扁长方形。母亲则一手拿着一根很短的小木棍作线轴，另一只手从我撑着的这个线圈里找个线头后，就绕着这个线轴不停地转。
随着线穗在母亲左右翻飞的手中渐渐变得“丰硕”，我手中的线就越来越少。最后，等我手中的线完全消失，母亲手中的线穗就变成了一个胖胖的橄榄形状。
母亲的鞋筐里总少不了有黑白两个线穗儿，也会有五彩的丝线。
这些五彩的丝线是母亲用来行袜垫的。
我们这里管鞋垫叫袜垫。
每天农闲时节，母亲和姑姑就会买来一些五彩的丝线和一些鞋样儿，然后就开始用碎布头给做我们袜垫。长长的丝线慢慢在她们那灵巧的双手中变成了袜垫上的五彩图案，有牡丹，有梅花，有喜鹊，还有双飞的蝴蝶，另外还有字儿，比如“平安”呀，“吉祥”呀，满是美好的祝福！
想起这一段，我就仿佛又回到了老家的天井里。院子里开满了淡紫色的梧桐花，小蜜?在嗡嗡地飞来飞去。母亲和姑姑就坐在天井的梧桐树下，正一边行袜垫儿，一边头碰头地说着一些悄悄话。她们的头发还都是漆黑漆黑的，她们的额头也是光洁的，她们的眼角也没用皱纹，眼睛也是那样神彩飞扬！
那时的我，大概也就十岁左右，总想偷听她们在谈什么，就假装捡拾地上的梧桐花，悄悄离她们近一些。可是她们一看到我过来了，要么就压低了声音，要么干脆就不说了。
明明两人都喜笑言开的，指定是好玩有趣的事儿，为什么不让我听呢？我的小脑袋里满是问号，感觉好像这里面充满了神秘，就连同袜垫儿也蒙上了神秘感。
除了针线筐还有纳鞋底用的锥子，那时候很多鞋子都是用这锥子一针一线纳出来的！
我们这茬人，都是穿布鞋长大的，凡是与布鞋有关的情怀，早已深深植入灵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时家家都是孩子多，有的人家都能组成班，三四个孩子，都属于少的了，那么多的孩子，衣服裤子都需要母亲做，最难最难的，是给孩子们做鞋，起早贪黑忙一年，还是供不上孩子们的需求，因为那时母亲的缝缝补补事，都是挤出时间来完成。
做鞋的原料，有麻绳鞋面和“袼补”，读音有的随山东，有的跟河北，大致读音是歌吧，或者是歌不，“袼补”需要自己做，就是将家中大小块旧布头，通过浆糊的均匀粘合，最终变成家制的复合材料板，具体方法是，选取春天风和景明的好天气，或者利用饭桌面，或者利用箱柜的外平面，刷上新“打”的浆糊，然后把一块块布块贴上去，铺好一层再涮下一层，务必不能有气泡，层层之间得密实，通常需要粘合四层布。
先在屋里阴阴干，然后拿到太阳下暴晒，轻轻一揭，一块有如硬纸板的“袼补”，就做成了，“袼补”做好就成宝贝了，一般情况不会送人的，它可以用来做鞋底，也是用来做鞋帮，一般的人家，桌面大小的，需要三五张，若是家有七八个孩子，做这“袼补”的旧布头，都难以凑够，许多孩子只能打赤足。
做鞋的“家什”，每位母亲都有，那是母亲的宝贝，平常都是锁在柜子里，绝对不许孩子碰一碰，“鞋样子”、“鞋楦子”（袜托儿）、锥子和顶针，还得自捻自搓“线麻”绳儿（麻线），故乡有个做鞋的禁忌，活人穿的鞋，务必是“线麻”绳儿，留给死人穿的，才能用青麻。“袼补”打好后，抽空就得先做鞋底子，这是家制布鞋最费工夫的。
按照孩子的脚大小，把“袼补”依照“鞋样儿”放大或缩小，一块块裁好成鞋底样，四五片这样裁好的鞋底片儿，还要一张张镶好布边儿，镶边的布条，通常用新白布，为的是“抗踢”，也就是尽可能延长鞋子的“寿命”。鞋底片儿粘劳压实，就可以纳鞋底了。过去的布鞋，完全靠这个纳，才能成就结实耐磨的“千层底”。
纳鞋底子都是抽时间挤时间，吃完晚饭了，孩子们出去玩，鸡鸭猪狗都已安顿好，取出麻线绳，穿在大号针上，锥子预备好，顶针戴手上，四五张板板正正的鞋底片，完全靠锥子和麻绳的功力，纳成踩不烂，摔不散，砍不断的布鞋底，先用锥子扎个眼，然后把麻绳（线）穿过去，四五层的袼补，扎起来很难，使劲托着底儿，使劲扎针眼，把绳穿过去，然后使劲勒，那是功夫，也是功力，不会纳鞋的，锥子扎断了，也扎不成一个眼儿。
所扎的针眼儿，横要成行，竖要成列，斜看还要一条线，无论横竖斜，务必都是一样的均匀，均匀是前提，勒紧是必须，还得不翘不扭不跑偏，浆糊粘合洗干净的旧布，非常的滞针，右手能汇聚的力量，有时也扎不透，母亲只能把锥子的针尖，去头发上去抹，利用些许的头油，来做锥子的润滑剂，那时也是孩子最心疼母亲的瞬间，生怕那尖尖的锥子尖儿，把母亲的头皮给划破。
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甚至到黎明，每天每夜都是这样重复着，一针一针地，锥个眼儿，穿过线儿，使劲勒一勒，接着再去穿另外一个眼，不时看也不看，右手的锥子尖，头上抹一抹，全神贯注地，都在那个鞋底子上，忙乎一晚上，只纳两三寸，光是一双鞋子底，都得这样辛苦一星期，属于母亲的青春岁月，大部分都熬在这种挤时间，家乡母亲们，管那种做事叫“攅空儿”，十天半月挤时间，才能做出一双孩子的布鞋。
纳好鞋底就能做鞋帮，鞋帮也是拿鞋帮的“样子”套剪袼补，然后粘个面儿，做鞋面的布，也需要新的，灯芯绒，厚实布，男孩用黑色，女孩用碎花，夹鞋使用一两层袼补，棉鞋需要在里面续棉花。然后才是“上”鞋，就是把鞋底鞋帮纳成完整一只鞋，“上鞋”要把针眼针线隐里面 ，只能在鞋子里面的空间，进行穿针引线。那时的孩子，最幸福就是一年四季有鞋穿，那是比衣服还不容易的，为了这个如今看似可笑的问题，母亲不得不经常辛苦到凌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慈母千百纳，才有一双土布鞋。
我就是穿的那样的布鞋长大，我就是穿着那样的布鞋上学，有的是妈妈做的，有的是老姨给做的，穿布鞋的时候，有时家里也给买双小胶鞋，黑色的胶底，绿色的帆布鞋面，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也和许多孩子一样，学着大孩子，非要把崭新的鞋面，活生生用刷子打肥皂，愣要刷成趋近白，仿佛那样才有范儿，流行的到来，不知不觉中，把母亲点灯熬油的艰辛，渐渐忘到了九霄外面，每每想起来，一阵阵的心疼。
密实的针脚儿，硬硬的鞋底儿，穿起来不捂脚，跑起来鞋不掉，无需系鞋带，无需垫鞋垫儿，
锥子、麻绳、顶针。纳鞋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鞋底制作工艺。像传统的千层底就是手工纳鞋底中一个典型代表。因鞋底用白布裱成袼褙，多层叠起纳制而成，取其形象得名。成品穿着舒适，轻便防滑，冬季保暖，夏季透气吸汗。
做鞋先要打袼褙，把破布糊在一块木板上，一层叠加一层，直至有一毫米厚时才罢手，等完全干燥后揭下，按鞋样大小依次画好，剪裁成型，叠压在一起，开始纳底。
纳鞋底一般为妇女，一手执锥子，一手操针，一扎一缝，拉得麻线铮铮作响。每一针过后。必须将麻线在锥把上绕几圈用力勒紧，然后再纳下一针。技术高者，其鞋底针脚密布，十分富于节奏感，美不胜收。
纳制鞋底时要保持鞋底的清洁，走线必须交叉方式、纳边时，不可走样，线迹排列整齐，不应有扭曲现象，横竖间隔均匀纳底时用力要适当，鞋底表面不能出现凹凸不平，否则视为不合格。
最后纳好鞋底还要记得切底边。一是要将纳好的鞋底用锤平整，这样做是为了软化鞋底，成鞋后穿着更随脚、舒适。二是切边，纳制好了的鞋底剩余的边沿，将其用专用的工具切除，切割时需要平顺，不可留下明显的刀迹。
旱烟袋，小时候经常看见爷爷抽这个，也是老古董了。不知道你家里现在还有这烟枪吗？农村地区的一种吸烟工具，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前面是一个金属锅，多由铜制成，中间的一段大多为木制空心（多为乌木，也有用竹的）作为杆，后面的烟袋嘴多为玉质。
因为没有过滤装置所以吸起来很呛人！小的时候忘了是爷爷给我吸还是自己偷偷拿来抽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看爷爷抽这个大烟袋子抽得挺高兴的以为这个大烟袋子会很好抽挺好抽的。。。
结果抽了一下那给我呛着的呀！鼻涕眼泪一起都流出来了！咳嗽了半天多才好，家里问着时候就说是吃辣椒辣的，那时候抽那大烟袋子是父亲叔叔爷爷这一辈或是老一辈才行！不让小孩子抽那大烟袋子因为还太小没发育完全，那时候被发现我们偷大人烟袋子抽少不了一顿骂！
最好的结果就是被骂一顿，再往里就要打了！什么鸡毛掸子，皮带，拖鞋，扫炕用的那个梳子都能做为教具。一边打一边问你下次还敢了不？要是说还敢就接着打！一直打到你说不敢为止！
还有就是捣辣椒、花椒、蒜水用的那个擂钵了，死沉死沉的不论怎么搬都搬不动那怕一厘米的距离！除了整体擂钵又沉又重之外擂钵棒也挺重的！小时候看见父亲用擂钵棒磨东西时觉得父亲力气真大特别羡慕。长大了有力气了却没有时间去磨了。
使用人口较多的地方在湘、黔、川、桂、鄂、赣等地的交界处，在湘、黔、桂三地交界处擂钵是家中必备的容器。倒锥体，一般30～40公分高，钵口约40公分经。也有比较小的，高约10公分，钵口约八-10公分，内侧有很多由钵底向钵口呈发射状的纹路（（其粗糙程度是为了擂茶过程中增加摩擦力），以擂棍捣磨芝麻、豆子、茶叶等，制作风味极佳的擂钵菜或清香爽甜的擂茶。
也可用于制作粉碎装的实物，如蒜泥等。在湖南怀化、益阳、常德,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可见。主要集中在湖南湘西。日本人也有用擂钵捣碎一些香料和食物的习惯。日常可用于捣碎蒜、姜、椒等物。在广西桂林一带用擂棍捣磨芝麻、豆子、茶叶，还可制作清香爽甜的油茶。
制作擂茶所用器具倒锥体一般30～40公分高，钵口约40公分经。也有比较小的，高约10公分，钵口约八-10公分，内侧有很多由钵底向钵口呈发射状的纹路（（其粗糙程度是为了擂茶过程中增加摩擦力），以擂棍捣磨芝麻、豆子、茶叶等，制作清香爽甜的擂茶。也可用于制作粉碎装的实物，如蒜泥等。在湖南益阳、常德,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可见。
然后就是桌子上的粮票了相信各位农村老家里肯定还存有不少粮票吧，粮票作为一种实际的有价证券，在中国使用达40多年。粮票是20世纪50年代至八5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 中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
粮票作为一种实际的有价证券，在中国使用达40多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收藏者的新宠。 那时候，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其实凭票供应不是中国最早采用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当时国内不稳定，内战不断，商品缺乏，就采取商品有计划的分配，发放各种商品票证，苏联最早的票证是1916年的鞋票。
美国也在二战时期商品紧张时，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其种类也不少，这其中就含有粮票性质的票证。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仍然采用凭票供应方式，如朝鲜、越南等一些国家。
中国的粮票种类数量有“世界之最”之称，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粮票，进行计划供应，还有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机关等单位。
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经年累月的岁月侵蚀，更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文物日渐稀少，珍品迭出，长期为海内外收藏爱好者所瞩目。
另外，有些发行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公粮票，是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军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票证经济”曾影响了中国几代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段凭票吃粮喝汤的年代，也是靠粮票、布票等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
最早实行凭票证供应的就是粮食。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粮食自然无法做到敞开供应。中央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基本需求。1953 年，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粮食计划收购政策，粮食计划供应政策，1955 年八 月25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 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紧接着，国家粮食部向全国发布这一暂行办法，很快，各种粮食票证便铺天盖地地进入社会。
1960 年，国家进入了节粮度荒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进行压缩，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前曾经凭票供应的商品，也无货供应。到1961 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 种。在那个时期，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
票证发放虽然很多，但是仍然不能涵盖所有商品。因此，在票证之外，又发了各种购货本，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等。至于购买工业品，国家还发放了工业券。到商店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需要交一定数量的工业券。大件、贵重的商品，又有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
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自由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
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通用和地方流动两种。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开始活跃，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八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
19八4 年，在经过两年多的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后，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深圳人率先过上了不用粮本、粮票的日子。
在今天看来，取消票证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在当时，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冒了非常大的风险。不仅仅是趟了政策的雷区，而且牵动城市最敏感的神经，造成了深圳市民的恐慌。
那个年代，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深圳经济特区初期也是实行这种制度，当时群众买米要凭户口本或粮票，定量很低。特区成立几个月后，人口由办特区前的两万余人一下膨胀到几十万人，大量的建筑工人和其他人员进来了，粮食定量不够，有的人还没有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因为粮票，当时不少人被逼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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